貳、加速變遷的台灣宗教

　　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灣宗教信仰顯得十分穩定，絕大部份的漢人信奉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原住民則信仰他們的傳統宗教。雖然此一時期在日本控制之下，但其影響仍微乎其微。

　　但在台灣光復以後，由於人口移動、政策取向、及社會經濟變遷等因素的影響，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就數量而言，僅登記有案的寺廟教堂由 1954年的 3,472 個單位， 1975 年為 7,627 個單位， 1980 年為 9,477 個單位，到 1985年更增至 13,701 個單位。若加上私設的神壇和未登記的寺廟，這種增加的趨勢將更為可觀。在信徒人數而言仍呈現快速成長，1980 年的調查顯示具有宗教信仰者為 2,158,172 人，1982 年為 2,727,326 人，到 1985 年高達5,981,025 人。值得注意的是就基督宗教的教堂及信徒人數的變遷趨勢而言，1960 年代中期以前的增加速率很快。成長率在天主教方面高達 752％，基督教為 234％。但 1960 年代中期以後，此種增長率明顯減緩。在 1965 年至 1980 年間，天主教徒僅成長了 32％，基督教則成長了 63％。這種宗教成長的情形反應在「宗教區」分佈的情形，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民間信仰和佛道教為主的地區，這包括了台北市以外的漢人居住地區。第二類是以天主教和基督教佔優勢的地區，這包括了台北市及原住民居住的地區。依據社會學者瞿海源教授的看法，這種宗教區分佈及成長率的差異主要原因是（註一）：

　　1.在傳道方式上，西方宗教十分主動積極，同時又善於利用各種出版及大眾傳播媒介，在訓練神職人員及一般信徒方面又有較完善的教育措施。這種情形也促成了本土的宗教界開始反省學習。在宗教內容上也因此而有很大的變化。有不少新的宗教出現，這些宗教有不少是主張儒、釋、道、回、耶五教合流的。

　　2.西方宗教在原住民地區的優勢主要來自於生態及生產型態的改變使得原住民原來的傳統宗教顯得乏力，給予天主教和基督教有可乘之機；原住民的傳統宗教簡單，較不嚴謹，較缺乏深厚的基礎，因此天主教與基督教乃能以進取的傳教精神、嚴謹的組織、和有著深厚神學基礎的教義逐步取代了原住民的傳統宗教信仰；漢人的傳統宗教包括佛、道二教及民間信仰，多不注意各該宗教的傳播，相反的，天主教及基督教有較為嚴謹而且有力的教會組織從事十分積極的傳教活動；基督教和天主教傳教人員可能對居於少數民族地位的高山族採取較為同情的立場，因而可能去除了原住民可能受到的歧視，使西方宗教的接受性提高；在某些山地區域，教會可能在山地社會重整的過程提供了一些促成全部落或部份社群凝聚的助力。

　　3.台北市成為基督教和天主教優勢地區主要可歸因於以下四個社會文化因素  ：台北市是台灣地區與外界接觸最頻繁的地方，也是全台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基督教和天主教以及其他各宗派也因此都以台北為傳教的重心和根據地；而且不只基督教各派在台北都很盡力推行他們的傳教工作，同時許多大規模的宗教活動，例如佈道大會、宗教組織的聯合會多半都在台北市舉行。這個條件促成了台北市宗教文化的特異性和宗教的多元性；1949 年前後數百萬的大陸同胞來台，其中又多定居於全省的都會及城鎮區，尤其是在台北，一般而言大陸籍的居民在信仰基督教及天主教方面比例都較高一些，另外，大陸基督教各派及天主教也都轉進到台灣並以台北為中心；在台灣地區中上層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在比例上較高些，而台北都會區由於工商業發達，公教機構為數亦多，於是這種社會階層對宗教信仰的影響也就顯現出來了；在學的大專學生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比例也比較高，台北的大專院校又是全台灣地區最多的，因此與大專院校有關的教會機構也就多了起來。

　　4.1960 年代西方宗教成長緩慢的原因主要是在於  ：台灣地區社會經濟穩定繁榮不利於傳教事業；快速成長後教會致力於牧養及財政問題的解決，乏力再擴展；部份教會情況較差，依賴性高，欲自立時十分艱難，因而影響到成長情況；信徒較被動，參與活力較小；中國文化拒斥西方宗教的持續力依然存在。

　　幾乎在 1970 年代中期以後，尤其是 1980 年代開始，台灣的宗教信仰發生重大的變化。這種現象暴露出傳統宗教的乏力感，以及新興宗教的蓬勃發展，造成了宗教世俗化的問題。 

　　1980 年代以後在宗教發展趨勢上，新興宗教的快速成長是極為重要的現象（註二）。

　　此期間，一貫道的教勢擴張所形成的力量，據估計信徒人數約在 20 萬至 40 萬之間，可能僅低於佛教及基督宗教的總數。其次，慈惠堂系統的發展也十分驚人，由 1949 年的一間寺廟發展起，到 1975 年在全台灣就有 70多個分堂，到目前已超過兩百個分堂。行天宮系統在台灣北部崛起，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已形成重要的宗教勢力，該系統以拜神、求籤、收驚等鄉土的、超自然的、非專業的、較非正式的方式服務中下階層、及吸收了數十萬信徒。天德教在二次戰後由大陸傳來台灣，在退休高階政府官員的皈依及推展也有相當的發展。天帝教自 1981 年成立以來有快速的實質性成長，目前的信徒已逾萬人。軒轅教自 1957 年創教以來，在 1970 年以後亦有顯著成長。1970年代末期，由一些資深中央民代及其他社會人士合力創辦的弘化院，近 2年來則積極舉辦各類宗教講座，規模更大的宗教及文化講演活動，並參與重要社會福利事業。由各地鸞堂發展而逐漸會合，形成了儒宗神教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後，走向組織化與系統化，串聯成教團組織，形成一種半制度化的宗教，而且鸞堂之著書及出版甚大，藉此以發生影響力。此外台灣為數不少的新舊寺廟在原先的地區性信眾基礎上，日漸吸納全台各地的進香信徒，成為宗教觀光勝地。這些新興宗教大多以擴散性宗教的信眾及社會基礎正邁向制度化宗教的建立。在台灣，一九八○年代以來，私人神壇在都市城鎮地區的大街小巷幾乎到處可見，如十八王公的崇拜熱潮還掀起電影及電視劇的製作播映，一些靈異「大師」更是風靡全省。一九八五年開始的大家樂、六合彩及媽媽樂等活動，私人神壇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民間信仰，尤其是陰神信仰成了此類活動的重要依據。神明牌靈驗性的流傳，使民眾對萬應公、百姓公、乃至孤魂野鬼的「崇拜」到了瘋狂的地步。目前有關的陰神廟宇在台灣難做全面性的統計，但數量上的成長實在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