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學理論
未來研究萌芽期

未來研究的初期,大約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這段時間,與「未來」有關的研究或探索的知識,大多著重在未來思想的探討,對於未來趨勢的研究則傾向採取整合當下資料並透過推演或推論可能趨勢發生的過程,發展不同層面的可能趨勢,藉此趨勢,提出對於未來的描述、機會或警示。這些趨勢的描繪具有相當的科學性,至少使用了外推法,例如趨勢曲線、成長曲線、系統分析等,以及具有不同程度的藝術性,例如未來圖像或未來情境的描繪。無論如何,這時期未來研究的主題或方法都在開展「未來史」的研究,也就是探討人類社會可能的未來發展與未來意象。這時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S.C. Gifillan,Ossip K. Flechtheim,M.Tournier,Bertrand de Jouvenel,Fred Polak,Robert Junk,Margaret Mead,Glenn T. Seaborg,Alvin. Toffler,Herman Kahn,Arthur C. Clark,Willis Harman,Issac Asimov,以及John McHale等人。

Gifillan首先使用Mellontology描繪未來研究,認為此一領域是研究未來的事情,此等領域的研究者是研究未來整體文明的人。Flechtheim首先提出futurology名詞。Tournier對「未來研究」作了詮釋,認為該領域是研究人類對未來的適應的知識。這一時期的關注「未來」的研究者基本上大多以整體未來人類為其關注焦點。de Jouvenel 傾向使用推測術(L’ Art de la Conjecture),他反對使用futurology,認為這樣會使人們誤以為這門領域的活動結果是科學的,事實上這門領域的活動不是科學的,而且他也創造了「可能未來(futuribles)」,指出未來是唯一有用的知識,一個人是活在「未然的世界(a world of futura)」而非「已然的世界(a world of future)」。Polak也認為是一種預知術(Prognostics),Junk則認為是未來研究(future research),指出預測是以試驗的假設作為基礎,他指出,西方社會正面臨「參與危機」(participation crisis),所有一般民眾必須參與未來計畫而不是少數人的事。

Mead是一位人類學家,認為世界面對的重大的急迫問題之一是,要了解現代社會變遷本質的必要性,包括變遷的速度和程度;並指出 二次戰前出生、成長的人是「時間移民(an immigrant in time)」正如他們的祖先是「空間移民(an immigrant in space」一般,尤其指出從兒童身上可以看到未來,這種新的情況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代溝,並認為年長者應向年輕人學習。Seaborg以科學觀為出發點認為,透過科技,各國之間或各文化之間的合作,並以互愛與互敬為基礎,人類可以改善自己的命運,他認為透過科技可以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世界。Toffler是未來震撼以及第三波作者,認為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新社會而不是改變舊社會;我們目前社會的擴大或生命的擴大是一種嶄新社會的展現。Kahn是「即將來臨繁榮」的作者,成名的作品「論熱核戰(On Thermonuclear War)」。他曾在RAND Corporation服務,也是Hudson Institute的共同創辦人,認為人類社會將有悲劇發生,最可能的是普遍的飢荒。

Clark以未來學觀點撰寫的著作「未來的側影(Profiles of the Future: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指出,有關未來的事實可確定的是未來將會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認為科學家的預測經常會是錯誤的,可視為「神經質的失敗(failures of nerve)」和「想像力的失敗(failures of omagination )」。Harman認為只要把過去的趨勢投射到未來,未來是可預測的,他認為西方文化會面臨一個激烈突變的過程,並指出工業文明會因為「小決策 (the microdecisions) 」導致「大問題(the world macroproblem)」,而且籲請世界領袖都應領導未來研究。Asimov是一位科學小說家,他認為科學小說家是人性的眼睛(the eyes of humanity),看到的刺激、危險的未來是全部人類的未來。他指出,如果烏托邦會出現,將不是經過改造過的環境,而是通過人類心靈與態度改變的一個世界。

McHale認為,人們已到了創造一個世界社會(the world community)的時候了;他指出,可以發展一種單一的世界文化(a single world-wide culture),這種文化主要藉助以下因素完成:全世界文化型態和科技成就的傳播,人民間完善的通訊系統,以及分享態度和經驗的形成。他認為,人類心靈中都有個未來藍圖,在「未來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Future)」一書中提示,未來是不可分的,他曾提到:

過去的未來在未來(the future of the past is in the future)
現在的未來在過去(the future of the present is in the past)
未來的未來在現在(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is in the present)

這段時期中,Douglas Aircraft Company的一些物理學家及技術人員於1945年籌組「蘭德計劃」,並在福特基金會支持下於1948年成立獨立且非營利的「蘭德公司(RAND)」,這是未來研究的萌芽開始,也說明美國的「未來研究」發軔於軍事戰略,並被視為輔助科學。其「思想庫」(Denkfabrik, think tank)從事知識體系的新發展,其後成為美國政經界「科際整合團隊」(Interdisciplinary Teams)的典範。

綜觀未來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發展,基本上植基於未來研究名詞的界定以及全人類未來方向的思考,這種思考嘗試從現有的狀況想像未來世界的面貌,並提出建構或實現未來面貌的方向並且對可能危機提出警告。在方法上,大致不脫離未來預測的趨勢發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