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以返，東亞地區的經濟成就引起全球的注目，尤以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更獲肯定，並被開發中國家及地區引為未來發展的典範之一。其後，更有「亞洲共同體」（Asian Economic Community）「太平洋盆地區」建構之擬議，並被譽為下一世紀全球新興經濟的強勢地區之一，一九九○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的發展更增強了這個地區的重要性。......
前 言
二次大戰以返，東亞地區的經濟成就引起全球的注目，尤以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更獲肯定，並被開發中國家及地區引為未來發展的典範之一。其後，更有「亞洲共同體」（Asian Economic Community）「太平洋盆地區」建構之擬議，並被譽為下一世紀全球新興經濟的強勢地區之一，一九九○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的發展更增強了這個地區的重要性。
誠然亞洲四小龍的成就適足以勾勒出開發中地區在不到半世紀內從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蛻化為工業化地區的基本模式。此一模式或有其共通之處，如：同屬儒家文化圈，同受國家政策的強烈干預，高度的外貿依賴，以及高度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但其成就是不容置疑。
台灣是四小龍之一。台灣的發展經驗或許可提供開發中地區在追求經濟開發與成長的參考，對台灣成就的了解亦有助於對東亞經濟的研究，且從台灣「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探研亦可了解該地區的發展趨勢。更重要地，對台灣變遷的了解，有助於獲得更好的未來適應及創造未來的遠景。
第一節 「現代化」的概念
「現代化」在許多情形下被視為「西化」（ Westernization ）、「歐化」（Occidentalization）、「美化」（Americanization）、「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經濟發展」（Economic Growth）、或「科技化」（Technologization）等的同義詞。但是嚴格地說，現代化與其他名詞間仍有程度上的差異。基本上，西化、歐化、美化是開發中地區現代化的方式之一，而工業化、科技化及經濟發展可視為現代化的過程。因此現代化的概念較其他相關的概念更為廣泛。
「現代化」應是一種過程，是一種變遷的過程。此一過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工藝技術、宗教、文化等的全面性轉化。此等轉化過程所塑建的社會特質有五：
一、穩定發展的經濟；
二、社會文化逐漸走向非宗教神權的文化特質；
三、社會上的自由流動量應增加並受鼓勵；
四、社會與政治的決定應採納大多數人的意見，鼓勵社會上的成員參加政策性的決定；
五、社會成員同時應具有包括努力進取之精神、高度樂觀、創造並改變環境之毅力、及公平並尊重他人人格之價值在內的適應現代社會的人格。
所以，「現代化」乃是一個社會從原有傳統中為追求體現幸福（Happiness）或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與改善生活品質而進行的社會全面性轉化的變遷過程。
第二節 台灣現代化的階段性過程
台灣現代化的努力並非一蹴即成的，亦非同時進行全面性改變的，甚或在不同的階段中均保有「不完整」的部份。台灣的現代化首先經由農地及經濟的改革，藉工業化刺激經濟成長，再由經濟成就逐步邁向現代化的目標，過程中各個社會部門進化的速率並不一致：有主動性，也有被動性；有受內、外環境影響所導致的；亦有政策主導的，更有源自於社會需求的。
台灣現代化的工程，是從 1949 年的農經改革開始的。第一階段的政策實施主要有三： 1949 年的三七五減租、 1951 年的公地放領、及 1953 年的耕者有其田。
其後從 1953 年開始實施第一期的四年經建計畫，對發展台灣工業進行有系統的建設。此等計畫連續進行五期以迄 1974 年。隨後鑒於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及對應能源危機的發生，自 1976 年開始施行六年經建計畫，並從 1980 年開始實施十年經建計畫。而 1982 年的「科技發展方案」、1995 年的「亞太營運中心」及 1998 年的「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更是開展以資訊及高科技工業為主的科技化主導策略。
一九九○年代開始的台灣，長期的奮鬥創造了輝煌的成就。正因為其經濟成就及加入國際社會的企圖，於是使台灣開始脫離「地區化」（localization）的桎梏，而積極追求「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未來。也由於這種企圖使台灣必須面對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挑戰。這種結果反應在政策層面上的就是「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此一決定台灣與全球經貿關係及台灣未來更高層次的生命「第二曲線」（the second curve）自一九九五年開展，計畫在二○○五年全面完成，臻至完整的「自由貿易區」。此一計畫在於追求台灣的自由化、國際化，並期望藉此提高全民的生活品質和全面提升國家競爭力。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日行政院院會更通過國家科學委員會所提出的「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其目標在於提升整體科技水準、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及建立自立國防能力。企圖在二００三年建構台灣成為「亞太地區研究重鎮」、「亞太高科技製造中心」、及「科技島」。此等目標預期在二０一０年完全達成。若此則台灣將以其經貿及科技的強大力量在廿一世紀上半葉展現其全球性的影響力。
基本上，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的經建目標是在改變人民生活，厚植未來的經濟建設力量。1970 年以後，則在建立自主的經濟體系，並鞏固經濟基礎，減低對外依賴，以及加強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係，擴張其與國際社會體系的互動。1980 年代開始，其目標則在加速邁向後工業化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al），期使在本世紀結束前後邁入資訊社會，且成為國際社會主流體系的一個有貢獻的成員。所以台灣在不同的時期依其目標採取不同的經濟策略。例如：1950 年代是採取以發展農業為主的策略。1960 年代是以發展輕工業為主，積極鼓勵國民儲蓄，以累增國內資本，盡力引進國外資金，全力推行工業化，創造就業機會， 1970年代努力於建設重工業。1980 年代致力於資訊及高科技產業並大力擴張國際市場及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第三節 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的成就
在一連串的經濟發展計畫的施行過程中，台灣在經濟發展上獲致明顯的成就，而且也促成其產業結構的轉變，逐步脫離傳統農業社會而邁向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
一、經濟結構的轉變
產業結構在經濟成長經常被用以評量其社會進化的層次依據之一，也是現代化程度的程度的衡量指標之一。
1951 年，亦就是經濟計畫實施前，台灣農業佔產業結構的比重為 32.28%，工業僅 21.33%，約佔五分之一。1960 年代中期以前，農業在其經濟體系中長期維持重要的地位。但到了 1971 年工業的 38.94%遠超過農業 13.07%，之後工業一直呈現快速成長，至 1986 年達 47.11%的最高峰，同期農業僅佔 5.55%，而服務業一直呈穩定狀態，約在 45.98 至 47.94%之間。但 1988 年服務業首次超過一半（50.13%）且持續成長。服務業並呈現質變，由輔助性藍領階級為主的服務性質轉變為資訊服務。至一九九八年農業為 2.73%，工業為 34.93%，而服務業為62.34%。
農工業產品在出口值的比重上亦出現相同的趨勢，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在1952 年佔出口的 91.9%（22.1%及 69.8%）﹐工業產品僅佔 8.1%。在台灣進行經建計畫之後，快速帶動了轉變。1971 年分別為 19.1%和 80.9%，1977 年則全然改觀，農業品佔 0.3%，其加工品為 1.8%，工業產品更是 97.9%。
工業化以後，台灣經濟年年平均成長率亦出現可觀的現象。從 1951 年至1979 年年平均成長率是 9.1% 。其中 1950 年代約為 7.7% ， 1960 年代為 9.0% ， 1970年代達 10%，但其中 1974 年及 1975 年因能源危機的影響出現低成長。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中期仍維持 8.6%。但隨著工業「成長極限」的出現，自一九八八年以後一直維持在 5.39%至 8.23%之間，一九九八年的金融風暴更降低至 5.3%。
台灣在經濟發展中始終力求增加國民所得，此一中心原則的效果亦在同期中展現出來。 1952 年平均國民所得為 263 美元， 1980 年為 2054 美元， 1985 年 3142美元。至一九九七年己達 12,019 美元。
而且台灣的所得分配差距亦有縮小的現象。1950 年台灣最高 20%所得階層與最低 20%所得階層，每戶年平均所得比率為 15:1，到 1979 年降為 4.34:1。顯示台灣在經濟成長與經濟公平上力求民間均富目標的努力。可是隨著經濟成就越大，此一成就似乎有限。自一九八一年起貧富差距持續再加大，由 4.21 擴增到一九九七年的 5.41。
二、社會結構的變遷
就結構功能論而言，任一社會部門的變遷必會帶動其他部門的改變，使社會再趨於整合。從現代化的概念而言，變遷的過程會是全面的、整體的。從經濟公平的角度而言，經濟發展的碩果應普遍為社會大眾所共享，即社會大眾的福利應隨經濟發展而提高。台灣現代化的過程基本上不出此一理論架構。在人口組合、職業流動，都市化及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質量上表現出相同的趨向。
就人口組合而言，1951 年以後的 30 年間，台灣人口的出生率與死亡率明顯下降。1951 年出生率高達 49.87‰，死亡率為 11.57‰，到 1985 年降為出生率18.03‰，死亡率 4.81‰，同期自然增加率由 41.68‰ 降到 12.91‰。死亡率的降低相對使台灣人口結構老化，高齡化人口比例增加。65 歲以上人口由 1951 年的2.45%增至 5.05%。預期壽命亦大幅延長，男性由 53.38 歲而為 70.82 歲，女性由56.33 歲而為 75.81 歲，分別增加 17.8 歲 18.6 歲。出生率與死亡率的降低，老年人口的增加，預期壽命的延長在人口轉變理論上顯示的意義是：家庭生活條件獲得改善，么折率降低，營養攝取來源充分，醫療條件良好，家庭及社會勞動力的需求轉變和家庭社會價值的轉變。這種趨勢始終呈現穩定的狀況，至一九九七年：出生率為 15.07‰，死亡率為 5.59‰，人口增加率為 9.87%0。65 歲以上人口佔 8.05%，平均壽命男性是 71.91 歲，女性是 77.79 歲。
就職業流動而言，1951 年農業人口佔 56.69%，工業佔 16.32%。這種情形在1980 年以後出現明顯轉變：1970 年至 1981 年間台灣農業人口由 35.14%降為18.84%，工業人口呈現小幅上升由 29.91%而為 42.39%，服務業由 34.95%增為38.87%，且呈快速成長現象。同樣現象表現在同一時期（1961 年至 1983 年）的就業人口數的轉變： 1961 年至 1983 年間就業總人數由 352.5 萬人增為 707 萬人，呈遞增的趨勢，其平均成長率在第一階段（1961 年至 1971 年）為 3.15%，而第二階段（1972 年至 1983 年）為 3.10%。農業的就業人數則呈遞減的趨勢，第一階段其平均成長率為-0.56% ，呈小幅遞減，而第二階段則以每年-2.48%加速減少。工業及服務業的就業人數皆已較就業總人數為高的成長率增加。在第一階段工業就業人數的平均成長率為 6.83%，較服務業之 5.42%高出 1.41%。至第二階段工業則以 5.48%較服務業之 4.38%高出 1.1% ，但其差距有縮小現象。綜合以上所述，在 1961 年至 1989 年總就業所增加的人數及農業部門所移出的就業人數，皆由工業和服務業等二部門所吸收，尤其第二階段服務業社吸收的人數相對增加。此種現象顯示出 1960 年代以後台灣的就業結構走向工業結構，而且自 1980年代後半葉以返，服務業人口的快速增加 ， 及至一九九五年首次超過 50%正說明台灣正快速形成後工業社會。
在就業人口的性別比重上，女性由 1951 年 18.3%提高到 1978 年的 29.7%，工業和服務業的就業人數比率亦有明顯的轉變：1956 年至 1986 年女性在一級產業（農業）由 47.81%降為 12.41%，二級產業（工業）由 18.63%增為 41.98%，三級產業由 33.56%增為 44.74%，若以職業別而言，同期最大的增加率是監督及佐理人員由 7.01%增加至 18.67% 。其次為生產作業員 18.88%增為 36.73% 。婦女的大幅就業及監督與佐理人員所比率的提高顯示，台灣女性地位的趨於平等，兩性價值觀的改變，社會流動的頻仍，成就標準取向的增強，女性教育水準的提高和在社會與家庭角色地位的提升。
就教育普及而言。1951 年小學以下教育程度佔 90.27%，1985 年為 49.2%，1993 年則為 38.17% ，而同期大專以上的比例分別為 1.33% ，8.99% ，及 13.13%。高等教育的在學率則由 1976 年的 15.70%至 1985 年 23.15%，1997 年則達51.06% 。 每萬人口中研究人數則由 1981 年的 8.6 人成長至 1996 年的 33.4 人 ， 增加 4 倍 。 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準的提高顯示出文盲率的降低和高學歷化社會的形成，此有助於政策的推展，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高科技的引入，生活素質的改良，公共事務的全民參與和產業的升級。尤其現階段台灣大專學生人數所佔人口比率雖低於美、日，但仍高於英、法，實有助於未來加速邁向後工業化社會。
就都市化而言，1952 年台灣 10 萬以上人口的都市只有 8 個，1980 年達 17個，高雄市及台北市已成為百萬人以上的都會區，此外台灣在 1960 年只有 53%集中在都市，1982 年有 75%，至 1985 年為 78.6%，台灣都市化的現象更產生郊區化的現象。因此因工業化及經濟發展所產生的都市社區和郊區住宅化的現象。都市化和多中心化社區的形成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社區生活的享受，但也產生公共衛生和人際疏離等社會問題。
就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質與量而言。營養攝取方面，每人每日攝取熱量， 1952年為 2078 卡，1979 年為 2662 卡，1985 年為 2789.6 卡 1990 年為 3076 卡。穿衣方面，1952 年平均每人衣著支出為 6.7 美元，1979 年為 37.85 美元。居住方面，1952 年每人生活用電平均每月 23 度， 1985 年為 47 度。用電普及率由 1952 年的29.0%增加至 1978 年的 97.6%。平均每人居住坪數 1965 年為 2.1(6.9 ㎡)，1979年為 6.5 坪(21.45 ㎡)，至 1985 年為 6.1 坪(18.3 ㎡) 。交通方面，1971 年機車為82.6 萬輛 ， 但 1980 年代以後快速成長 ， 1981 年為 459.3 萬輛 ， 至 1996 年達 928.4萬輛。汽車的擁有量﹐1951 年每千人 1 輛，但 1988 年每千人為 105 輛，1997年更達 244 輛 。 休閒娛樂部份，年訂閱書報雜誌份數 1952 年為 37.4 份， 1979年為 141.3 份， 1985 年為 207.3 份﹐ 1996 年為 722.6 份。 1952 年電視機尚未問世，1985 年每百戶有 93.1 的家庭擁有彩色電視，同年每月平均休閒時間為 214.9 小時。1980 年出國人數每千人次為 485 人次，1987 年則達 1058 人次，至 1997 年更達 6162 人次。此等比率正在加速提高中。
從以上各項產業經濟和社會結構指標示出，台灣過去二分之一個世紀在力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人民的生活素質和基本需求的滿足情況均獲得正面的提升。
第四節 台灣現代化成功的因素
台灣現代化的過程本質上是政策的主導，但內、外在環境的改變和社會需求的要求亦影響現代化的發展，基本上台灣的現代化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從階段性開始，逐步全面性，且促使全民參與，共同努力的。成功的主要因素基本上如后：
一、 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階段性計畫
現代化過程的一個明顯特徵是階段性計畫經濟的成功，由農業、輕工業、重工業而為資訊工業，全程以經濟發展貫穿。及至 1970 年代以後，才開始社會及文化建設，但與此相關的建設是緩慢的、局部的、零碎的。值得注意的是 ， 雖以經濟發展為主體，但在不同階段的計畫中均隱含著為下一階發展的準備 。 所以，台灣先採取了工業化及經濟富裕化而後為全面現代化的發展方式。
二、 穩定的政治環境
中國企圖現代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已超過一個半世紀，無法彰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政治的不穩定。台灣過去卅餘年的政治情況由於主、客觀環境的影響並未建立歐美式的政治型態，但台灣在 1949 年以後的三分之一個世紀的政治環境卻提供系列經建計畫和重大政策推展和執行上的有利空間和環境條件。易言之，政策主導性在此一時期內相當明確。台灣的特殊政治環境條件竟促成了工業化與經濟發展，進而導引出現代化的發展。此一碩果提供台灣在近十年來一個試煉民主改革的良機。
三、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準的提高
台灣基礎教育（六年國教及九年國教）的成功﹐快速降低文盲率，使政策推行的阻礙相對減低。教育水準的提高使技術的進步及勞動生產力的提升成為可能。台灣原已擁有豐沛的勞動人口，但在工業及追求經濟成長上除資本累積外，技術和人力資源均為重要因素。因此普及的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擴張在提升勞動生產力和新進就業人口素質上提供了有利條件。
四、公平的社會機會
台灣工業化過程中仍兼顧社會的公平分配並企圖縮短貧富間的差距，減少因經濟因素所可能產生的社會衝突。同時也嘗試建構一個快速流動的開放社會。事實上在所有經濟、產業、社會、教育、文化部門內所提供的機會基本上是均等的，亦即提供一個可進行社會流動 ， 滿足人民基本需求的開放性社會體系。在現代化社會中，向上的社會流動是被讚許且被鼓勵的，也是一種實現自我的方式。提升生產能力、累積財富與追求經濟成長在台灣形成社會共識，成功地提供維持和諧社會的基因，因此給予台灣在現代化政策執行上有利的因素之一。
五、勤儉刻苦的生活型態
追求經濟成長和改善生活條件一直是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努力的目標。這一群在文化背景上承繼傳統歷史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人民在接受西方物質文明的同時，其行為模式本質上仍不出中國儒學文化的基本架構，例如對於仁愛倫理體系的遵循。遺憾的是過去卅餘年間並未將此一特質加以時代化，融入制度化的模式中。由於接受傳統文化的行為本質，因此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實質貢獻除表現在政策施行的順利外，資本的累積、自我突破的要求和追求長程人生目標的努力均展現在就業人口的行為和佔有台灣企業 95%的中小企業上。其經營態度和從業表現提供了台灣穩定的經濟成長。儉樸的個性表現在佔有國民生產毛額 24.6%至 30%的儲蓄率和保持全球前三位的龐大外匯存底上，提供台灣未來發展上的有利條件。
六、穩健的社會精英
台灣的現代化基本上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推展過程。現代化的進行由政治精英和知識份子倡導而推及全民。台灣全系列經建計畫的形成充分表現決策階層的主導意志。所以，從農業到工業，從經濟建設到社會文化建設的比重，從內部經濟環境的建設到外貿政策的導向，尤其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基礎建設和社會安全建設（10 大建設及 12 項建設）均在決策階層的主導下形成。因而使台灣現代化能在內環境成長外，對外環境衝擊預作準備或一致性的反應。
第五節 變遷中的台灣真能邁向現代化嗎？
若從「現代化是追求幸福」的觀點而言﹐台灣的現代化並未能完全臻至理想：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仍產出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但如果從動態的文化成長而言，傳統農業社會之所以蛻變為現代工業化社會可視為前一階段社會與內、外環境產生不適應性的結果。那麼現代化過程所產生的問題正是邁向未來更全面現代化的原動力，若此則可用以解釋台灣現代化的動態環境。
以下是以 21 世紀為指標，探討台灣可能的發展取向。
一、豐沛資源與多變環境
(一) 帶來亮麗未來的可運用資源
196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產業結構已明顯轉變為工業化。在電腦化和自動化的衝擊下，台灣的勞力密集工業已出現高度的不適應性，正快速轉向知識密集的資訊服務業。預期本世紀結束時台灣服務業人口及該部門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均將超過 55%以上。因此，台灣未來除了在學校教育外，勢必要大量增加「再教育」(re-education)及「再訓練」(re-training)的機會解決結構性失業的問題。龐大的中小企業﹐尤其是製造業部門的經濟規模，管理理念和模式，企業擴張及輸出，海外投資等問題，必將是台灣產業界未來的問題。因應市場的擴大及國際競爭的加遽，有效的資訊獲取和法令的配合，以及高度流動的勞工和制度化的勞資關係均將成為蛻變中的企業所要面臨的關鍵。
從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而言，台灣仍具有相當的潛在性發展條件：
1、人力資源：1988 年台灣 15 歲至 64 歲的工作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數的 66.2% ，預計 2000年將為 68.9%。其中最具生產力的 25 歲至 44 歲人口佔 33%，而且該年齡層是在台灣高教育水平政策下所培育出來的：這些年輕人口絕大部份將經過達百所的大學及獨立學院的教育，或在政府「高等教育回流政策」下接受更新的教育內容及技術培養。
2、資本：1992 年以來台灣儲蓄率一直維持在 24.6%至 28.3%之間，外匯準備不斷累增。1997 年位居全世界第三位的 835.02 億美元外匯準備。若能有效運用則有助於長期經濟發展。此種現象將表現在企業的多國投資和亞太營運中心的龐大公共建設上。
3、技術：台灣從 1980 年開始的科技發展方案已獲致相當成效，尤其 1998 年的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更確立其跨世紀的目標。從 1980 年開始技術人力的長期培育和研究與發展(R&D)的擴大進行，成為加速台灣產業現代化另一項有利的因素。除科技升級外，台灣企業界在經營管理，資源的有效運用，及經營理念的革新表現在「再教育」與「再訓練」和資訊運用上已相當明顯。
(二) 邁向第二曲線的詭譎環境條件
一九六Ｏ年以後的台灣進入工業化時代﹐一九八五年之後在面對工業化臨界點的經濟發展﹐自求突破﹐開創生機。於是有了自由化、國際化、加入ＷＴＯ、發展亞太營運中心、建構科技化大國、…等之擬議。
雖然許多的經濟資源對台灣而言將有相當理想的發展潛能﹐但在經濟成長過程中也必然隨之而來產生一些衍生性的問題﹐而且國外的環境條件亦處在快速的變動中。依據經濟部對於國內、外環境的評析認為一九九○年起﹐有待克服的課題有：
1、國內環境條件：
a. 技術研發係產業升級轉型不可缺乏之要素﹐唯研發經費的投入有待加強。
b.產業發展條件急速轉變﹐導致缺工壓力難解。
c.土地供應失調﹐地價高漲導致工業用地取得困難。
d.基礎建設不足﹐電力及水利供應出現警訊。
e.非經濟因素陰霾卻之不去﹐嚴重打擊企業信心並影響投資意願。
2、國際環境條件：
a.全球自由化風潮洶湧，地球村隱然成形﹐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b.企業經營跨國化已然形成﹐企業聯盟如雨後春筍出現，產業趨向國際分工。
c.區域經濟整合已進入實際運作階段。
d.環境保護已為共識，資源永續利用亦為全球關注焦點。
e.國際大量廉價勞力不斷釋出，改變各國產業分工條件。
3、兩岸環境條件：
a. 兩岸經貿依存度關係持續加深。
b. 兩岸的國際經濟、商業、科技等全面競爭態勢日益明顯。
c. 兩岸加入 WTO 之經貿互動競爭激烈。
d. 兩岸政經分離的關係發展日益明確，政治籌碼的爭奪掌握日烈。
二、跨世紀的三大核心
面向即將來臨的 21 世紀﹐縱然遭逢 1997 年以來的金融風暴﹐但台灣仍在艱困的企圖發展其跨世紀的大工程與大事業。它將會以自 1990年以來所設計、開創自我生機的亞太營運中心為基礎﹐結合 1998 年的「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及「政府再造」等二政策﹐構築成跨世紀的核心工程。
(一) 亞太營運中心
台灣地理位置確實位居西太平洋的樞紐，而且近半世紀的努力﹐台灣經濟實力、高科技能力等本質條件確實有助於其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證諸亞太地區國家：台灣對亞太各主要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南韓、香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之出口貿易比重從 1980 年的 18.2％大幅成長至 1996 年的 54.1％，而對亞太主要地區國家的累積投資金額，亦超過 450 億美元；1997年外匯存底高達 835 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此外，台灣的高科技實力亦為世界所肯定。根據主計處九月份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的主機板、滑鼠、數據機、監視器、筆記型電腦等十五項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均居世界第一。而且平均每一萬國民中有 33.4 位是屬於研發人員，這比例近乎是十年前的三倍。
從企業層面來看，台灣的經濟成就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外廠商以台灣作為投資或開發經營亞太市場的根據地。從政策的層面的而言，台灣亟望建構其永續經營的第二曲線。因此與亞太各國發展全方位經貿關係，將使台灣成為各種區域性經濟活動，包括製造、轉運、金融、通訊、傳播活動等的中心點。
而其亞太營運中心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創造台灣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環境。藉由「自由化」與「國際化」，使人員、資金、貨物、資訊等均能自由流通﹐使台灣一方面融入區域經濟正合終﹐另方面從而邁向世界主流體系。
為有效落實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政府計分兩大方向規劃；（1）整體經濟調整；及（2）六大專業營運中心。前者在於改善台灣整體經濟環境，使台灣成為一適合貿易、投資、居住的環境；後者則為規劃六大專業營運中心﹐包括與生產製造相關的「製造中心」、與貨物及旅客轉運相關的「海運轉運中心」和「航空轉運中心」、與專業服務相關的「金融中心」、「電信中心」、「媒體中心」﹐其使達成台灣新經濟環境的開拓。
此一大計畫預定分三階段﹐歷十年完成：
第一階段是 1995 年至 1997 年﹐其工作重點是完成細部規劃與具體行動方案、增修近 40 項法律及 110 餘項法令規章及在既有基礎上推動立即可行之小規模專業營運中心。
第二階段是 1997 年至 2000 年﹐其工作重點是完成主要硬體建設、擴大各專業營運中心之規模及進行全面性的經濟結構調整。
第三階段是 2000 年至 2005 年﹐其工作重點是經濟全面自由化、完成大型建設及發展台灣成為完整的「自由貿易區」。
(二) 科技化國家的推動
亞太營運中心的建構在於提升國家競爭力。而科技的研發又是此一競爭力的核心之一。面對先進國家的競爭﹐發展高科技產業、帶動產業升級、整合有限資源、以及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做最有效的資源運用成為贏得下一世紀全球競爭的關鍵。此外基礎研究的品質提升亦是高科技水平國家的重要指標之一、產業技術持續發展的泉源。於是使台灣成為亞太研究重鎮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政府在科技白皮書中指出﹐之所以從 1998 年起開展「科技化國家」方案的背景因素是：
1.全球經濟更趨自由化﹐競爭日益激烈。
2.全球生態與環境保護要求日益嚴格。
3.資訊化社會的來臨﹐使得地球村形成﹐資訊傳輸更加頻仍。
4.科技是未來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5.科技知識是決策的基礎。
6.各國政府均更積極推動科技發展。
7.各國政府亦均重視基礎研究。
8.智慧財產權日益受到重視。
9.國際合作蔚為風氣。
10. 亞洲新興工業國家急起直追。
11. 我國早已積極培養科技人才。
12. 政府科技資源投入之成長較之民間企業來得緩慢。
13. 近年來高級科技人才回流。
14. 基礎研究在國際科學研究上「量」有所增加﹐「質」尚待努力。
15. 國內高科技產業快速成長。
植基於此一內、外在環境條件﹐國科會參酌我國以往推動科技發展的經驗、第五次全國科技會議結論，並配合國家整體經建計畫，描繪出「跨世紀的科技發展」藍圖﹐並進行整體的規劃。經行政院會今（1998）年四月二日通過。其遠景是：
1.亞太研究重鎮：
2003年後，我國擁有世界著名的研究人員及研究機構，在若干基礎研究領域中作出世界級的重要貢獻，在亞太地區成為研究的重鎮。
2.亞太高科技製造中心：
(1)公元2000年時，技術密集產業之產值佔製造業40% ，整體製造業之研究經費佔營業額2%，每人年產值為12萬美元，製造業從業人員中有15%具大專以上學歷，成為「工業化之已開發國家」。
(2)公元2010年時，技術密集產業產值佔製造業產值50%以上，且技術的輸出逐年提升，與輸入漸趨平衡。
(3)更多的我國高科技公司發展成為跨國公司，促成其他世界級公司來台策略結盟，使台灣成為亞太高科技製造中心。
3.科技化國家：
亞太高科技製造中心的計畫相當龐大，而其關鍵之一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此項工作可藉廣設科學園區的策略來加速落實。
(1)核心科學園區：於全國適當區域設立核心科學園區，每個園區容納約200家高科技公司，營業額每年約達新台幣4,000億元。
(2)衛星科學園區：在核心科學園區附近，由政府或鼓勵民間建設智慧型園區及其他衛星科學園區，以吸引相關配合產業，加速形成「高科技產業群」。
(3)科學文化城：以核心及衛星科學園區為基礎，結合城鄉發展及社區文化，規劃建設現代化之科學文化城，使科技事業與社區發展能齊頭並進。
(4)科技島：未來八年間，我國各項重要的基礎建設，如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及各大交通建設相繼完成，屆時我國各研發單位、產業、服務業、科學園區及科學文化城…相連成網而成為科技島。人民、企業組織、政府彼此間均可透過網路從事各種生活、商業、教育、文化及社會活動。
國科會在科技白皮書中預期：公元2000年時，我國製造業生產總值將達3,000億美元，技術密集產業產值佔製造業40% ，成為「工業化之已開發國家」；而公元2010年時，當前述的遠景逐一達成，我國整體科技水準普遍進步，政府及民間的生產力因科技的進步而大幅提升，生態環境及人民的生活福祉因科技的發展而大幅改善，中華民國將成為一個進步的「科技化國家」。
(三) 政府再造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政府正積極規劃推動跨世紀國家建設計畫，並以「亞太營運中心」及「建設台灣成為科技島」作為核心，希望在下一個世紀來臨時，真正邁向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因此，大幅實施政府再造，建立一個創新、彈性、有應變能力的政府，實為提高國家競爭力的基礎，也是跨進現代化領域必須越過的門檻。因此行政院基於下列理由進行「政府改造」工程：
1.組織再造：政府機關的組織和用人都受到舊法律規定的層層限制，此固定、僵化、變動困難的體制，已不能適應社會的實際需求，改善組織僵化的問題已為首要問題。
2.健全文官體制：目前的文官體制，無法將國內最好的人才。如何能夠建立一個能夠吸引社會精英投效的文官體制？也必須經由「政府再造」，來做一個徹底的革新。
3.提升效能：近年來政府當局開始向高效率的私人企業學習經驗﹐以提升效能與服務水準，是推動「政府再造」的第三個主要理由。
政府再造的推動範圍分別包括以下項目：
1.組織再造：調整政府角色、簡化行政層級、調整中央與地方職能、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職能與組織、研訂組織設立基本規範及建立組織績效評鑑制度等項目。
2.人力及服務再造：改善組織文化、建立廉政機、激勵員工士氣、強調參與、鼓勵創新、增進機關用人彈性、建立以功績為主的升遷考核制度、加強人員訓練與職務歷練、培養服務熱誠及修訂相關人事法規，推動行政作業程序合理化、便捷化及效率化、建立電子化政府、提高服務品質及提供單一窗口服務等項目。
3.法制再造：配合政府角色調整，研訂促進或委託民間參與公務事務相關法令規範，改善財政預算制度，落實使用者付費及興利重於防弊之原則，檢討修正或廢止各項不當限制市場競爭及不便民之業務法令等項目。
「政府再造綱領」推動實施後，依據行政院所評估的預期成效是：
- 重塑公務人員形象，提升社會地位。
- 調整政府角色，擴大民間參與。
- 靈活彈性組織人力，增強應變能力。
- 鬆綁法規，簡化流程，貫徹便民精神。
- 強化服務品質，顯著提升民眾滿意度。
- 健全政府財政，提高資源管理績效。
此三大核心政策顯然企圖在下一世紀的國際社會中再一次展現台灣的經濟魅力。
三、重塑的社會文化
一九六Ｏ年以後逐步進行的工業化 ， 一九七○年代的快速經濟成長 。 這些努力的主要目標在「穩定與致富」 。其間雖伴隨著一些文化活動與政策，但在政治層次上並不是重要的 ， 而且相關機構功能的發揮相當有限 。 因此傳統文化的價值在臺灣由於追求經濟的成就而被忽視,甚至拋棄了，而產生一些新的文化特質。
在社會倫理上， 年資、年齡、性別等歸附地位或與歸附地位有關的一些條件不再是倫理價值的主體 ， 而改以能力主義為價值取向的基礎 。 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一般社會運動和社會等級地位上，也表現在政治活動上。 因而傳統的威權主義不復存在而強調競爭與能力。
在角色關係上， 由於社會倫理關係的轉化， 打破了穩定的傳統關係，神秘性、特殊性被拋棄， 而由理性和一般性取而代之.亦就是社會關係的建構根據個人的能力和成就來決定. 因此社會流動加速,角色地位的變異性相對加大,此種現象亦表現在政治和經濟經營組織的系統上.
在家庭結構上, 原有的以父子為主軸的家庭文化被打破了,明顯轉化為以夫妻為主軸的家庭模式, 傳統的角色權威如父權、夫權亦在快速減弱中,父母子女間走向平權主義,夫妻關係也注意到社會地位如社會階級、經濟收入等因素而調整彼此間的角色扮演.
植基於此，傳統的規範性文化對現階段的臺灣而言已難以適應 ， 傳統的理想性文化亦面臨嚴重的挑戰。 因為規範性文化係依據傳統的理想性文化而產生的 ， 但當前臺灣在現代化過程中 ， 顯然傳統的社會集體主義的理想性文化不再被重視 ， 因而形成了實際文化與規範性文化間的衝突現象 。 「重新調適」成為必要。
臺灣在內外環境的要求下接受了西方科技文明進行工業化 ， 追求經濟成長。雖有其碩果，但卻仍須付出進行其他文化部門調整的代價。
以臺灣既有的成就條件包括教育的、經濟的 ， 均足以讓她在改革中走向新的文化模式。這種新的文化模式將是對傳統文化的省思、過去行為的檢視、 和進行去蕪存菁與涵化外來文化的結果。
基本上 ， 新的文化模式將是擴大的社會集體主義兼容了地區或種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多元主義文化體系。亦即：對所屬國家、種族、全人類和自然界關心的文化模式.實際性文化依然是功利的、競爭的、異質性的。 在快速變遷中經過調整的、或新設定的以及新建構的法令規章與各種「軟體」的社會建設將足以使新的規範性文化產生,且將經常被討論與修改,以保持其適用性。現有的各種社會互動,無論政治的、組織內與組織間的、個人的,也會產生更高的彈性。
或許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仍無可避免地要忍受轉變過程中的高度「陣痛」﹐也同時要準備迎戰隨時會來的外環境的經濟衝擊﹐但台灣無可置疑地依然必須勇敢地走下去。可預期的未來五到七年將會是台灣最困難的時期。在轉換過程中台灣很難獲得外在環境條件的支援。只有在其蛻變完成之後才可能開展其第二曲線。
在跨世紀的過程中事實上台灣也難望完全進行全面的現代化。在跨世紀的大計畫中幾乎全然在發展經濟與科技的前景。台灣在盱衡其內、外環境如工業化的極限、社會組織的融入、全球經濟環境的逆轉等﹐基本上在有關的一些文化、社會、人文等層次的建設將因為經濟與科技的提升的追求而遭到繼續的漠視。不過要求重視的聲浪將會越來越高﹐且來自於民間及國際。
參考資料
行政院、經濟部、主計處等網路資料。
科技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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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木﹐陳秉璋﹐邁向現代化﹐巨流﹐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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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樞等著﹐現代化與中國化論文集﹐桂冠﹐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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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on, Ian. The Second Curve: Managing the Velocity of Changing,NY: Ballentine,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