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台灣宗教變遷的原因

　　對於台灣宗教的變遷，尤其顯現在教義的重組，宗教的多元化、世俗化、價值取向的分歧化上，一方面對對傳統宗教產生挑戰，迫使傳統宗教採取更積極的傳教策略，另方面新興宗教的蓬勃發展也正突顯出社會的質變，易言之，社會質變的需求導向，促成新興宗教的快速發展。或有論者認為，這種現象來自於信仰系統和道德系統分離的結果（註六）；或有以為導源於社會危機的影響、民族意識的激發、現世安逸的嚮往、原有宗教的反動、宗教天才的發明，以及來世極樂的期望（註七）。亦有認為，其原因是社會變遷增加了不確定感，社會流動促成部分民眾脫離了舊的宗教範疇，使新興宗教興起，民眾認知水準普遍低落，現代傳播工具的影響，放任的宗教政策，以及強烈的社會運動性（註八）。

　　綜合各項研究結論，基本尚可歸納出以下幾個原因：

　　一、科技革命的結果：1960 年以前的台灣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社會的型態，其後才逐漸走入輕工業社會，自 1970 年中期開始，台灣各項基礎建設已積極展開。雖然其間經歷兩次能源危機，但是台灣的科技革命也在這時期誕生，1979 年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到 1982 年的「科技發展方案」的修訂使台灣的科技走向資訊科技的重大改革，為因應此等發展相對配合的教育與財政支援均相當的龐大，就 1983 年而言，八大重點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佔該年的研究發展經費的 40%以上，一些主要的科技如資訊科技、光電科技、生產自動化等等每年均以 20%到 25%的成長率在加速提升。此等發展造成台灣產業人口結構的快速轉變，產品革新及廉價化而產生高消費化而多樣化的生活型態，尤其重要的促成教育途徑的多樣化，社會價值的多元化，進而造成人民行為方式的異質化，傳統宗教的指導性及純淨化受到了強烈的挑戰。

　　二、傳播革命的結果：科技革命的結果是產品的革新與改良、廉價品的提供、及新奇性產品的提供。這種情形也出現在傳播媒體上，具統計，1970 年代中期台灣每個家庭擁有收音機的數目為 1 至 3 台，每 1.3 家有一台電視機，其中三分之一為彩色；每 1.7 家有一份報紙（註九）。但在 1985 年每百戶就有 93.1擁有彩色電視機，預期 2000 年時將達 99 家甚至每家均有彩色電視機，訂閱書報雜誌份數， 1975 年每千人有 207.3 份，預期 2000年為 714.7 份。尤其解嚴之後，衛星傳播更被允許使用或自動被使用促成資訊傳播更加迅捷且豐富。傳播媒體的多樣化及廣泛使用反映出科技革命的結果及台灣富裕化生活（註十）。因而促成台灣資源大幅增加及資訊管道的快速膨脹。此種現象有助於價值多元化，信仰多元化，以及宗教傳播上的使用及相互競爭。

　　三、社會革命的結果：科技革命和傳播革命改變台灣 1949 年以後維持二、三十年的穩定社會體制。由於上述的兩項革命的結果在台灣社會中充滿著不確定性與不連續性，也就是台灣正處於知識爆發及資訊氾濫的壓力下，知識吸收的速度趕不上資訊產生的速度，職業上的知識永遠是不足的，使職業人口承受莫大的壓力，自動化與電腦化更驅離了某些部門的就業人口而呈現不穩定性；在人際倫理上亦出現了普遍的次級關係，尤其都市化的形成及快速的人口流動更形成人的挫折感和無依感，以及更多心理問題和犯罪方式與數量。這些不確定性造成今日台灣與農業社會的時代迥然不同（註十一）。因而促使宗教團體難以在如過去可以充分穩當地掌握其信徒，相對地，這種不確定性的結果在缺乏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下，亦提供宗教發展得很好的機會。

　　以上三大影響與台灣現階段的經濟富裕化、價值多元化、教育的普及化及趨向高學歷化，產生相互激盪的衝擊關係而更加突顯。其中藉助科技革命所帶來的傳播革命，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躍居影響的首位，不僅帶來更激烈快速的科技進化，對於人民的價值觀、群際關係及知識領域的擴張更加深入。

　　在此種傳播革命的衝擊下，台灣的政治、經濟甚至文化獲取與交換的行為方式產生大幅度的轉變。這種現象表現在政治結構的改變、產業生產及對外貿易的方式，以及教育和研究的資訊服務與生產的領域。這種情形促使宗教團體不能不進行反省，因為傳統的學院化宗教面臨「解釋飢渴、理論失靈」 、「倫理原則成了反諷」等的危機（註十二）。宗教的神聖性、神秘性式微、淪為工具性；人們不再以驚異和畏懼之心來接受宗教訊息，而換用實事求是和講究前因後果的思考方式來理解現世生活。宗教儀式不再能達成人神溝通之效，反而轉變為一種表演；或招攬觀光客的娛樂節目。宗教的象徵不再是神的化身，或神明降臨的信號，反而變成掛在牆上或身上的飾品。一些傳統或制度性的新興宗教一方面用更積極的社會服務工作來肯定他們的地位（註十三），另方面藉由電視節目如佛教的「大法輪」、「生命活泉」，基督教的「700 俱樂部」、錄影帶、錄音帶、書籍、雜誌等傳播媒體甚至擁有完全的傳播頻道如大愛、佛光等及網路上的網站以達到宣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