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廿一世紀思考成為重心

　　1950 年代 ， 未來學的發展重心仍奠基於 20 世紀的事物。法國哲學家 Raymond Aron 曾表示，我們為 20 世紀縈懷太多了，以致於無法分神去思索 21 世紀。他的看法與 1950 年代以後，歐美社會的工業化與經濟繁榮令人沈醉的現象相當類似。當時的社會只企圖維持及延伸既有的成就，缺乏更長遠的思考。

　　但是從 1960 年代下半葉開始， 「長期預測」的觀念快速發展且被強調（Ferkiss,1977）。未來學的研究機構在歐、美社會中相繼出現。政府和研究團體亦成立類似的研發單位，例如法國「計畫委員會」（Commissrait du plan）的「1985 年委員會」（1985 Committee）；「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2000 年研究會」（The Year 2000）；「英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The Britis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今後 33 年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成立於1967）；此外，由 Bernard de Jourenel 所主持的「未來」計畫，是一個具有全歐性質的未來研究組織，其目的在於對社會每一個領域作長期性的預測與計畫。未來研究的出版和討論會亦呈現蓬勃景象，如「公元 2000 年」 、 「2000 年的人類」、「1984年的世界」、「21 世紀的生活」、「未來的衝擊」、「未來的社會學」、「未來的學術研究」（The Future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等。當時「2000 年研究會」主席Daniel Bell  就曾指出，我們已開始指向未來。Alvin Toffler  更明確地表示，未來已在我們的議程上。

　　「長期思考」的肇因

　　從歷史的思考轉變為前瞻的思考，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舉其要者：

　　一、決策與計畫需要目標：所有的工業國家皆致力於福利措施與計畫，特別是經濟成長。政府自然不得不去了解數十年後的社會需求，以便能找到決策與設計的依據。毫無疑問地，制定及實施這些基本政策所需的時間幅度，必然較執政時間為長；而較長期性的計畫甚且需要更久的時間才實現，這對任何未來的決定均有束縛性的影響。

　　二、提供未來可能的抉擇基礎：政府當局對未來可能的需要與意向有了若干了解之後，便可設法確使現在的決定不致與未來相抵觸，並可擁有足夠的彈性，使未來世代的人可以變更或全然拒絕採納現行作法的優先順序（priorities）。

　　三、傳統工業主義意識型態的終結：1950 年代是工業主義史上的分水嶺。無論社會制度或意識型態均是如此。此等意識型態對於工業主義的成就充滿著信心，均認為這是歷史上首次出現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且業已解決了社會生存與成長的基本問題。但自 1960 年代以始，此種信念宣告衰退，工業主義走向分離甚且相反的路途。「意識型態的終結」本身亦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認為工業主義的經濟利益乃是以整個社會「逆經濟性」（dis-economies）的日趨嚴重：污染、擁擠、以及工業經濟本身所仰賴的自然石化燃料的耗竭導致龐大代價的付出。從事此種再思考的人，大部份是 1950 年代鼓吹「意識型態的終結」最有力的人士，特別是 Daniel Bell 與 Herman Kahn 等人。

　　此外，1960 年代最迫切的任務是承認科學在未來社會的中心角色，因而為科學的進一步運用與發展做出努力 。現在科學需要未來研究 ，而未來研究最重要的任務則是在探討科學在未來社會的地位。

　　「後工業社會」概念的形成

　　1960 年代之後，一般認為工業社會在其進化已進入一個新狀態，而其所呈現出來的「變化」，正跟一百多年前歐洲社會由農業社會體系轉變成工業社會體系一樣巨大（Beckwith, 1987） 。因此，Amitai Etzioni  稱之為「後現代紀元」（the post-modern era），George Lichtheim  稱之為「後經濟社會」（the  Post-economic society），Murvay Bookchin  稱之為「後匱乏社會」，Daniel Bell  稱之為「後工業社會」（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Peter Drucker  稱之為「知識社會」（the knowledge society），Paul halmos  稱之為「個人服務社會」（the personal service society）， Ralf Dahrendorf  稱之為「服務階級社會」（the service class society），以及 Zbigniew Brezinski  所稱的「電子技術紀元」（the technetronic era）

　　縱然各個未來學家對於未來的社會使用不同的名詞，但整體而言，仍揭示相同的概念：過去的事物已為現在事物所替代了，例如匱乏、後經濟秩序、知識的主導性等。它同時也提出未來社會的主要內容，例如知識、個人服務，以及電腦與電子通訊等的電子技術。此等研究概念 1970 至 80 年代間均仍認為： Daniel Bell 所提出的「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是對新社會最完整的「通稱」（generic label）。

　　此等研究概念的內涵，舉其要者：

　　一、 以「社會-技術」 體系為核心的「知識社會」： Daniel Bell  與 Alain Touraine 的後工業分析核心「知識社會」的基本理念，從當時歐洲大陸的馬克斯學派如Turgen Habermas，英國的「新左派」，美國的「新左派」，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與社會學家如 Clark Kerr ，以及管理分析家 Peter Drucker  等人的各種闡述中找到類同的訊息。他們強調系統性與理論性的知識在工業社會資源上具有結構的重要性 ， 並且認為基於先進技術的要求與計畫的需要，權力將逐漸移轉給「技術結構」的人，而「社會-技術」系統必將合流。

　　二、「後匱乏經濟」社會的來臨：此種理念可見之於社會主義如 Herbert Marcuse，  Christopher Lasch，及 Rand Corporation  與 Hudson Institute 的技術官僚研究員 Herman Kahn 與 Anthony Wiener 等。他們認為，工業社會的巨大生產力已產生一種獨特的歷史狀況：人類業已進入一個富裕而豐足的新紀元，人類首次出現一種「少數人的閒暇與文化不必仰賴大多數人的勞動」的現象。雖然Marcuse 抨擊此等富裕的「惡用」，認為是「極不公平的分配」，但基本上，工業社會已解決了人類最古老的問題：匱乏與需求。

　　可是，另外卻也出現一種與此觀點密切相連，且以「後工業社會」為核心的主題：主宰十九世紀整個工業化奮鬥力的「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的式微，亦即從工作世界中衰退，而閒暇與文化活動的重要性相對增加。此一觀點就是，隨著社會的富裕化，工業化的價值觀必然會產生基本的改變，而使大部份老一代所執著的對權威的敬重與紀律在年輕一代看來，似乎顯得毫不相干或甚至是一種不必要的累贅。在一個機器代替大部份必要工作的社會裡，支撐工業社會工作參與的苦心態度已沒有存在的必要。反而個人性、多才性、與自立性特別重要。

　　三、「個人服務社會」的形成：這包括了整個社會轉向服務經濟，以及社會福利與「照顧」服務的結構性的增加，而其相關的社會責任與「治癒模式」（the therapeutic  mode）的職業倫理，也逐漸普及整個社會。Paul Halmos 對其持正面態度，雖然 Philip Rieff 對此卻表示憂慮，但「個人服務」的要素註定要成為新社會的核心。

　　1960 年代以來，「後工業社會」的意涵成為未來研究的重心，但從不同知識領域探研此未來社會的人，似乎並不完全接受後工業革命的看法。因此所有上述這些主題是否可匯集成新社會秩序的一種連貫一致的學理呢？仍在未來研究發展過程中，各有關領域者所必須去努力的（Masini, 1993;  陳瑞貴、林志鴻， 1999） 。

　　1960 年代的未來研究，在歐美兩地同時蓬勃發展。在美國，主要的發展重點是策略規畫，而在歐洲則是以哲學的思考為主，亦即將未來研究視為一種生活的藝術。雖是如此，但二者亦是相互交流的。

　　在研究主體上，1960 年代末期由對一個國家的研究未來到面對整體人類社會的關懷。這種導向開展了未來研究全球化的新頁。這時期最具震憾且影響最深的莫過於 1972 年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所出版的「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該著作指出人類與環境間互動的密切性，並提出地球發展的極限性的警告。這段時期是未來學發展最巔峰的時期。許多的研究機構與單位因應而生，主要如：

• World Future Society
•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 RAND Corporation 
• The Hudon Institute
• The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 The International Batcelle Institutes
• The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in Brighton 
• Futuribles in Paris
• The Secretariat for Futures Studies in Stockholm
• The Zentrum für Zukunftsforschung in Berlin
• The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 Hague

　　1970 年代兩次的能源危機對未來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未來學似乎無法警告大家問題的發生與嚴重性，而且各國忙於處理因此危機所產生的問題，亦無法顧及「未來」 ，這種現象持續到 1980 年代上半葉。正因為如此，提供未來學者思考的空間。於是從「全球性的未來預測」轉變到「可抉擇的未來」的研究正是 1980 年代之後研究的新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