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未來研究學派
一位強調「意識進化」（Conscious evolution）及「人類具有無限潛能」的未來學者指出，人類每天幾乎都在面對著各種不同的威脅，而且這些威脅正不斷地在增加。但人類的潛能也在持續提昇中。如果將未來研究的三個主流予以組合的話，就可認識到這種潛能的力量，更可因而臻至人類進化的新階段。
對於人類社會變遷的發展研究，目前可釐出三個主要的未來研究趨勢，亦即：危機論未來學派（Crisis futurism），進化論未來學派（evolutionary futurism），及精神論未來學派 （Spiritual futurism）（陳瑞貴，1984） 。假若將這三個學派予以組合，那麼，理析出來的新主導原則可引導我們脫離模糊的觀念，而邁向一個精確的人類未來；但那不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狀態，而是進化過程中的另一新階段，此一階段將建立在整個人類潛能多樣化的調和和活動領域上，包括精神、心理、社會、及技術等的層次。
事實上我們正面對著空前的毀滅性和共創力等兩大因素的交互作用 ，這兩個因素正在驅動我們也在刺激我們走向一個「量」的變遷，也就是我們的時代本質上具有一種不連續性。我們不能再持續過去 2000 年先人所賜予我們的成就取向。我們的問題群（problematique）正成幾何級數累增：污染問題、人口成長問題、及核子武器擴張問題，在我們的下一代若不因我們自己的抉擇，也會由於大災難的發生而嘎然而止。
另方面，我們的潛能也正成幾何級數提昇：壽命的延長、智慧的累增、外太空的發展將會相互影響，並在前一代的人類成就上表現出進化的躍昇。
未來學的新理念能提昇此一巨大的挑戰嗎？它能讓我們看到或聽到創造過程中的模式嗎？答案是肯定的 。 如果未來研究能融合各種思想導向的話，未來研究將具有此一能力。
危機論未來學派
危機論未來學派是未來研究中最熟悉的一種研究法。在 Alvin Toffler 的「未來的震撼」（Future Shock）一書中，此種方法的運用非常明顯。杜佛勒認為，變遷的過程失去了控制，我們就像騎著標悍野馬且技術拙劣的騎士一般， 難以掌握駕馭的力量。
但不用等到「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企業界及政治界的領導者已面對「世界問題群」（world problematique）的實質性和複雜性。
「成長的極限」是 1972 年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的第一次報告書。該書的結論指出，如果目前世界的人口、工業化、污染、及糧食生產的成長趨勢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一成不變地發展下去的話，那麼，地球的成長極限將在 100年內出現。我們將被迫面對全球性的大變動。
這種震撼已深深影響到我們人類的神經系統 。這些問題的產生對於整個西方文明的成長秩序及結構產生極大的挑戰。現今的成功似乎將導致未來的失敗， 快速的創造發明卻使得消費者中心意識降低，許可證照的發放浮濫導致過度的自信傲慢。支持與反對等各種觀點紛紛出現，甚至帶來了世界性的廣泛辯論。
「成長的極限」問世之後幾年，義大利工業家 Aurelio Peccei 出版了「未來的一百頁報告」（One Hundred Pages for Future） 。該書所提出的觀點較「成長的極限」更為悲觀，對於人類的解決問題能力感到絕望。人性如何能快速轉變以避免出現崩潰的情況，他認為，對於一直講求理性的、經驗論的人類而言，是相當困難的。他相當關心整個世界積極性突破的創見。
另一本由羅馬俱樂部所出版的刊物「促成（Making it Happen） ：一項對未來的明確指導」，該書採取溫和親切的觀點。無論如何，該書認知到，個體的轉變是解決世界問題群的一項基本要素。這些問題群不只將發生在長遠未來， 也同時出現在當前我們這個時代裡。所以，我們必須依循我們的希望予以改變。
整個關鍵部份，諸如環境、國防、飢餓、及價值觀等問題，該書以個人對人群、自然及未來代代的關懷給予讀者一種感覺，那就是：如果我們每個人均承擔責任，採取改變現狀的作為，那麼或可避免這種淆混不清的情況。這本具有啟示性的書提示我們如何為維護人群，臻至理想，以避免我們的社會出現過度成長或趨向毀滅的危機。
但這本書缺乏激勵的作用，同時也欠缺解決飢餓及維護世界的紮實計劃，使毀滅性危機的恐懼依然存在，造成了「我們無論如何努力，危機卻越來越大」的印象。因此形成的結果是：問題極為複雜，容許變遷的時間卻非常短促，而人類的制度過於僵化，地球的資源過於有限，因此，崩潰的力量將超過突破的力量。這種預測，就危機論未來學派的觀點而論，對人類而言並非樂觀的現象，因為在所能發現的新希望的邏輯中缺乏人類生命所必須的元素。
進化論未來學派
進化論未來學派提供一套避免危機論者所面對的世界問題群的基本要素，亦即進化論的中心觀念。此一觀點即是人類今日的危機等於是一種進化的躍昇，雖然具有危險性，但卻是自然的、卓越的、具有潛能的；它不在於矯正對當前被囿限的適應力，而是透過適應力、創造力、及新的能力去改變危機。
為了了解當前的核心危機，進化論者將其視野回溯到較遠距離的過去，進而探求物理宇宙的本源，並尋求變遷的循環公式，此一觀點揭櫫一項原則：自然界的發展是透過進化的螺旋現象，變成更複雜的整體系統；人類的進化是從微分子進化到細胞，再進化到多細胞的有機體，最後演變成早期的人類和現今的我們。
由此一人類進化的數億年趨勢觀之，我們正面臨一種躍昇的階段，那就是「質變」的課題：
質變是傳統趨勢 自然界長期以來，一直明顯地以驟變躍進的方式在加速變遷。
危機先於質變 ，問題是進化的驅動者 在每一次質變之前，均會有一系列的危機。這些危機會刺激產生廣泛的變革，這種變革不一定會產生改善的效果，但會藉著各部份的調和發展出新的模式。
包含基礎技術層次在內的創造本質的藍圖是以每次的質變為基礎 各種要素的組合、傳統規範、調和作用及語言均是造成質變的根本技術。技術是自然存在，我們正以新的態度面對它。
進化論的觀點是樂觀的，正因非常樂觀，因此使得它所提供的訊息好得幾乎令人難以相信。進化論者經常以 Cassandra （希臘羅馬神話中特洛伊的女預言者，一般指凶事預言者）的反對者自居。由於類似 Cassandra 的學者經常帶給我們不願意聽的壞消息，使得進化論者所帶來的好消息造成那些會導致危機的各種障礙令人感到不快，但進化論者也擔心，「希望」將會蒙蔽我們去注意的迫在眉睫的一些努力。
進化論未來學者如 Buckminster Fuller， F. M. Esfandiary， Krafft Ehricke，Peter Vajk，及 Lawrence de Bivort 等人在解析進化論的連續循環論時會經常著重機會結構，新能力及人類成就的極致表現。他們嘗試建構人類潛能的型態，就像羅馬俱樂部專注在我們問題型態一般。此等潛能型態就像問題型態一般具有真實性，但迄今仍未被充分理解，將之視為「在我們發展階段上，人類所具有的本質是具有有機性相互關連成長潛能」。
被進化論未來學者視為潛能的，包括：
擴大的意識型態，包含直覺與知性 許多人積極嘗試思考、祈求、傾聽內在的直覺反射，並將此一直覺擴張，導向整個中心意識的注意力。改革是一種意識提昇的表現。在每一個質變的過程中，意識已在成長，這種情形正持續發生，這也正是一種精確的人類潛能。假若人性本身不是正朝向整體意識，那麼將不會產生更多的能力，因為人類自我毀滅的力量將會促使我們絕滅。
擴大的環境 我們並不處在一個封閉體系的世界中，而是處在一個開放體系的世界裡。人類正不斷在發展新環境的活動範圍，此一大氣層之外的環境富於資源、能源、及可用於移轉的空間。某些受「極限」控制而引發出對太空潛能的盲目追求，那是一種奇妙且充滿鬥志的事情。有時他們似乎會對太空技術的突破產生流於理論的厭惡感，但無庸置疑地，此一階段非常重要，就像池魚離開水面掉落在乾草地上尋求適應一般。誠然，農業社會會導向到現代文明一樣，「星空文化」（astroculture）也將導致宇宙文明。
擴大的合作 整個人類相互組合，非集權性的，且分歧化的網路現正在老化的科層組織的表象下逐漸形成。組合是自然界形成整體體系的途徑，該體系大於其部份的總和。團體的才智因此才能顯現出來。
擴展的生命 藉著對心理與生理關係和生物革命的了解，我們可體驗到「樂觀滿足」的潛能，甚至可獲得更生、回春（rejuvenation），及自我轉變。
擴大的智能 藉著人工頭腦、自動化及機械人，我們正脫離無選擇性的工作狀態；我們獲得所有已產生的知識，而且也正在創造自我複製的新實體型式。此種實體近似 Robert Jastrois 所謂的「矽基生活」（siliconbased life）。這些人類意識和實體潛能的強烈擴張能快速提昇我們的能力。
這些情境與其他新潛能的組合，將會導致根本的不連續性。當所有的潛能正和諧地運作時，我們將像是一個新的生物類種，亦即成為一種「同一人種」的產物；這種新類種將優於今日的人種，誠如我們優於過去的猿人一般。
但是還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時間測定的問題。假若我們已肯定這些能力，那麼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這些能力嗎？答案是肯定的，當負面問題成指數般地增加時，積極的潛能會大量地發展出來。
新變遷理論的出現（New Theory of Change）
進化論未來學者提供了一項強有力的理論，亦即：在關鍵時刻中世界本身的自救之道。此一論點是：藉積極的創造力加速制度變遷的時間。
自然界的演化對於整體變遷避免危機的過程或許也提供一項明證。例如比利時物理學家也是諾貝爾獎得主 Ilya Prigugine 的研究證明了各種制度「突然」轉變為高秩序的過程。在其對「開放體系」所做的研究中，他發現，當能源經過一個體系的流動產生不穩定的情況而發展到一個相當階段時，這些情況會促使整個體系進入一個更有秩序、更具凝聚性且緊密關連新情況。在一個複雜體系中，許多的關連性由於不關連的現象擴大了不穩定的情況，之後會經過創造的途徑產生重組現象。這些創新的元素相互連結且形成組合網路。從某一觀點來看，各個工作網路的組合會產生另一層次的網路狀態，新的導向會導致一個「突變的移轉」，亦即一個新秩序會明顯快速地出現。此種制度的特質在於強調自我的超越。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到，此一理論所強調的論點就是，巨型科層組織結構面對功能惡化時，會急速被取代。當數以百萬計的人為了解決其本身的問題及分配其本身的需求，而尋求嶄新的且更好的方法時，由健康及教育的問題到社區的構築、意識的提昇、環境保護和太空移民，他們會組合成合作的團體，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工作網路，形成新的生活趨勢。
哈佛大學生物學家亦是地理學家果 Steven Jay Gould 及一些其他的學者已積極支持此一快速變遷的理念。此一理念，對於達爾文古典學派所提出的「改革將會在一段很長時期的演化中發生」的看法，產生強烈的挑戰性。Marilyn Ferguson在其「水族館的陰謀」一書中闡述此一理論時提到：
標示主義（Punctualism）或吾人所強調的均衡性（Equilibrium）均認為，生活的均衡性隨時會因承受嚴重的壓力而受到重視和強調。假若每一代人口均有一小部份被孤立在其一般的生活範疇邊緣上，他們可能會走向「形成一個新類種」的途徑。同樣地，整個人類受到強大壓力時，由於正處在一個極限的時代裡也會出現相同的情形：「龐大的多樣性正在快速地擴張」。果爾德指出，「小邊緣的孤立正是一個改革變遷的實驗室」。
此一新典範將改革歸因於小團體所產生的時期性（Periodical）躍昇。此等變遷理念很明顯地至少持有兩個理由：
一、生物變遷的機械作用遠強有力於機會轉變；以及
二、 當人種相對論因承受壓力而引起重視時，它會提示我們在吾人所處的時代裡會產生快速變革的可能性。
美國植物生理學家 Rupert Sheldrake 在「進化論數量提昇」的觀念中，提出「形成因果律的假設」（Hypothesis of formative Causation）。該假設指出，宇宙往往由於某些不可變的規則如習慣及某些過時事物的重複出現所建立的模式，致使無法發揮太多的功能。他相信，所有的制度不只是由於「人類能」（Human Energy）及物質因素所構成，也由許多看不見的組合規範諸如儀式及行為的期望型態予以規則化產生。他說，無論何時，只要一個人種中的部份份子習得一項新的行為，在這些人種的因果範圍中就會產生改變。假若此等行為有所改革，那麼其因果關係就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群體。
依照此一理論，也就是一個「因果」的範疇會趨向「深入化」的現象，以致更多個體採取某種行為時，會進而改變整體行為而影響到所有的份子。
假若此一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對於此一世界就有可能經歷驗一個突變，而趨向整體意識。假若正好某一部份較多的人採取某種意識，假若大部份的群體，或較多的人具有基督或佛教的意識，那麼整個意識可能產生改變。
我們可以了解到，此一觀念所引起的廣泛注意已在人類經驗中逐漸提昇了。從印度、埃及、希臘、猶太教及回教的第一位預言者，藉著所有宗教信仰者的神秘經驗，這種擴大的意識模式已開始積累出現了。
無疑地某些事物卻也從進化論未來學派中逐漸失落了。進化論未來學派證明新的潛能、過程及長期的目標。此一學派勾勒出一個先驗的未來，但卻缺乏引導我們的潛能在「當下」（NOW）環境中發揮的基本要素。就像 Teilhard de Cardin所指出的，「將會獲勝的理念就是一個將會要求我們行動的理念，….。」一個突變轉換的理念並不會鼓舞我們行動。進化論未來學派的觀點是非人格化的，而我們卻是具人格的。我們的心靈渴望著愛情、人群關係、互動接觸、享樂、情慾、意義、及知識的啟迪。
在危機論和進化論中都欠缺存在於歷史中的精神或屬神行為明晰呼喚與執著。進化論者證明了某種模式，注意到發明，卻未關注到創造者本身。
精神論未來學派
精神論可歸於西方經驗論的抽象空間，因為它給予人性上最終且最高層次的希望。此理論是以大部份人類的精神體驗為基礎。該理論強調，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才智會在宇宙中具有運作的力量，所有的生命均已經由具有創造力的過程創造產生，就像吾人所知道的創造品的製造模式一般，我們正是那些創造品的模式。
精神論者 Teilhard de Cardin 等人結合了才智與直覺。他們依據科學法則研究的「外在創造過程」與進化論者所研究的一樣，但他們也進行「內在經驗過程」，這些包括他們對於較高層次的意識、自由和秩序的自我驅動。
自然進化論的取向和個體渴望間的共嗚與調和是精神論的基礎 。自然界正擴展而邁向更高的意識、自由和秩序；我們亦是如此。具有才智的人類在其熱望的自然界中尋找到一個充滿才智的取向。宇宙和我們均正邁向同一方向。
精神論者體驗到一個與創造性才智間的成熟關係，在精神經驗成長的時代裡，產生了人神間的新關係。我們體認到自己就像一個「共同的造物者」（Co-creators）。為了依循改革法則以促使我們自己和世界隨之移轉，我們正在尋求與創造性才智者的合作關係，藉以臻至更高的意識、自由及一致性。我們的信念是，創造宇宙的力量將不會停止跟隨我們，亦即「力量與我們同在」。
精神論者對於「人性持續在進化」的原則充滿信心。他們認為，在每一次質的移轉中，就會產生一種意識的提昇。人性的本質是，當遭遇一個成長極限時，智慧就會隨之增加；無論在地球早期海洋中的一個單細胞形成多細胞組織體，或是魚兒躍出水面，著落在乾草地上尋求適應，甚或以後我們在外太空中生存，在每一個階段中意識均會隨之提昇。無庸憚自臆測改革可能與我們一同乍止，也無需猜疑，創造力及促使整個宇宙充滿生命力的才智可能會與此一具有五千年高度腦力和無數的榮耀歷史的兩足動物的人類在一聲尖叫聲中驟然停止。這種情形不可能是宇宙改革的終極目標，設若這不是事實，那麼我們的生存機會將是匱乏渺茫的。具有自我中心化且有高度技術的人類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易變的條件環境，如果我們體認到的不是某種心靈結合的模式(在此模式中，我們認知到自己是流浪的類種)，那就是自尋絕滅。本位意識或許是一個過渡階段的特徵，但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初期，本位人類是可能存在的。
精神論者認為，才智、個體性及直覺會經過融合而形成一個更高層次的意識，亦即是一種「新規範」、一種神秘的長久以來令人關心的整合體，堪稱是一種「共同創造的意識」。
最重要的，這種思想已經由少數的未來學者傳播給廣大的人群。這些生活在所有各種文化中的人群相信只有一個「造物者」，且將人類目標的新階段想像為涅槃、天國、新耶路撒冷。如果把深植於一般人心中所謂的精神本質與未來學對於進化潛能的熱望活力予以結合，將可形成意想不到的社會融合力，此一力量可加速人類轉變的行動。
未來學三個趨勢的每一個取向均提供有價值的貢獻。如果加以合併，對於一個肯定的未來將可獲致最佳的希望。這三個思想趨勢的組合將能提供些意識進化的指導原則。
危機論是分析過度成長之問題群的基本觀念，它建議我們必須停止做什麼，我們如何去維繫、保持、重新均衡、重複、更新、儲存、及提供我們的所有事物。
進化論是用於了解自然界移轉之模式，整體體系之創造，及新能力之發掘的工具，促使我們去想像和實踐，以創造一個積極的，與人類潛能全然並進的未來。
危機論及進化論的未來學者均是精神論學派所迫切需求的。只有透過人類意識與正在創造宇宙之智能的組合，只有透過在許多創造過程所不能或缺的那一份愛，我們才能明確地期盼渡過危機而將我們的潛能落實表現在整體的生命當中。
新的組合
假若萬事萬物均發揮其運作功能，將會形成怎樣的情景？假設結合三個未來學學派的思想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我們可以想像到在下一個階段中，如何控制危機，在意識上如何共同設計未來，及如何調組創作的模式的情形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確能感受到這種情境，因為我們已在高度的社會改革運動，及超越極限且為轉移的目標而合作之際體驗到了，諸如：大教堂的建築，阿波羅太空計劃的展開，或龐大交響樂團的組成。
讓我們盡可能地擴張這些體驗成為世界未來的趨勢。
那麼，首先要形成一個共有的未來觀，這將促使大部份的人自由結合他們的努力，將未來觀建立在一個整合自然界先知之趨勢的基礎上，藉以提昇更高層次的意識、自由及秩序。
這種未來觀的建立已由某些進化論未來學者在戮力加強，例如 Buckminster Fuller 的「世界為每一人而運作」的觀點； F. M. Esfandiary 的「隱藏在疾病、戰爭及毫無選擇的工作之後的宇宙人種」的觀點； Timothy Leary 的 SMI2LE：太空移民(Space migration) ，智慧累增(intelligence increase) ，生命擴大(life extension)的觀點，以及 Barbara Marx Hubbard 所持的「將我們視為一種世界性的人種，在世界性時代來臨之際，隨著進化在地球和外太空中共同創建新的世界」的觀點。
在這些及其他進化論的未來學世界觀中，高度科技變成高層次意識之本質擴張的碩果。透過關注和才能的結合，我們解決世界問題群，所有人類的基本需求經由手動工具到太空移民的整個科技體系獲得滿足。軍事與工業的組合成果轉而為在地球上和太空中富創造性之運作、建構、修理和儲存的生活形態。
此等發明就像 Fuller 的世界遊戲（World Game ，依照人類的需要設置資源）；未來委員會（Committee for Future）的 SYNCON （基於調和的趨同，使各種利益相結合）；以及 Toffler 的預期民主（Anticipatory Democracy，包括市民參與在內之長期目標的設定），形成自我政府（self-government）之下一階段的基礎。當某些社會發明如團體調和與個人轉變之新技術的結合，在實驗社會中發展起來時，如印度的 Auroville 和蘇格蘭的 Findharn ，我們看到社會組織中才智躍進的概廓，那就是：由傳統民主（Democracy）到「組合民主」（synocracy）。 這是一個表示該概念的新創組合字，以別於相對的體制。這個新的體制是一個「贏對贏」（Win-Win）的自組體制，在此體制中，人們將會非常熟練地透過內在的活動力自由合作形成一些相同的創造過程的模式。
「工作」（Work）係指「創造的機會」， 經選擇的職業將取代目前的「幹活」（job）。Abraham Maslow 所描述的「Eupsychian Society」將會誕生，那是一個「在宇宙文明下之自我實現的人民的社會」。
精神論者將結合傳統的精神理念和高度的科技。未來的教堂、廟宇、及清真寺將不再完全掌握基督復活與昇天、天堂與新耶路撒冷的終極承諾。這些持有各別神能信仰的人也將參與積極的人類轉移，由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球類種轉為一個以整體為中心的，神祉為中心的世界性類種。
在新趨勢組合的成長時代裡，我們可以將自己視為全人類的人類，這種人類我們慣稱之為「神」（gods），但也可能是我們下一進化階段初期的觀點而已，此種進化最初是由人性先驅者-即人類的聖人和預言者一一所體驗出來的。
透過這種新的趨勢組合，我們能贏得一個持續進化的未來。未來學是一個年輕的主題。它幾乎已發展成一種共同的語言和核心，然而它在人類社會面臨崩潰與突破遽增之際已被置入歷史的核心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