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未來」的研究，早已存在人類生活之中，使用的方法，隨著人類知識的積累有著不同的形式。本文嘗試整合一些未來研究者的觀點，進行宏觀的描繪，探索人們對於「未來」探究的思想轉折，或許可窺見未來研究的發展脈絡......

由預言、預測到探索

對於「未來」的研究，早已存在人類生活之中，使用的方法，隨著人類知識的積累有著不同的形式。在科學不發達的「無知」時代，大都藉由靈媒或巫師等具有「先知」能力的人對於星象、自然景象、甚至不可見的「存在」的解釋以取得「未來」的答案。之後藉由宗教及借助各種命理方法例如占卜、水晶球等方式得知「未來」，這些方法或許存在著一些具有統計歸納的性質。在這裡，並不爭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各種探知未來方法的知識性、科學性、精確性與真實性，只是在了解對於探知未來的一些存在現象。

工業文明發生之後，於是有了「科學性」的要求，強調實徵研究，此與知識快速積累有密切關係，人們企圖透過「已知」探知未來。基於驗證要求，於是強調以既有的知識推測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與事實。

無論是個人、族群、或政府、企業、組織等的領導人對於探知「未來」的渴望與企圖與日俱增，為的是各種個人或公共決策包括生活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決策都能獲得「安全精確」的保障。

然而，當社會變遷加遽、動態越強、知識積累越多越快速，「預知未來」的能力與技術越來越被質疑，「預測未來」的準確性經常失效、於是產生更多的「未知」，精確的「已知」的可能性越低，於是，「探索未來」成為「知道未來」的一種方式，「預測未來」不再被強調，也就是越來越關注「多元」的可能未來。

 

未來導向的思考自古以就已存在。隨著知識的積累，人類社會由「無知」到「已知」，再到新的「未知」，對於未來思考的知識來源亦各有不同。早期宗教或類宗教的知識佔了生活的大部分，直至有了科學文明，逐漸走向了實徵知識，也就是所謂的科學知識，在未來研究上也帶動了不同的未來導向思考及思考的材料來源，尤其二次大戰後，科學性的未來研究更是快速成長，早期未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預測未來(predicting the future)以及提出與描述烏托邦(proposing and describing utopia)，並將未來研究視為「社會學的新分支(Winthrop, 1968)。之後，更多的知識領域對於未來探究的重視，於是，在各種學科中都有了未來研究與探索的成分，因此未來研究不再專屬在某一個知識領域，成為該領域的次知識系統。相對地，也缺乏獨立的未來研究專屬知識領域，對於未來的探究並未能提供完整的探索，於是，跨學科的未來研究逐漸受到成為一種獨立知識領域的重視卻也是受爭議的地方。

本文嘗試整合一些未來研究者的觀點，進行宏觀的描繪，探索人們對於「未來」探究的思想轉折，或許可窺見未來研究的發展脈絡。

 

早期的未來研究的知識主要來自於六個來源：

宗教(religions)：在科學知識不發達的時代裡，人們對於大自然始終存著敬畏心，對於自然界的事物經常賦予各種不同的想像與隱喻，深信人們的未來掌握在一個永恆、超自然的力量手上，人類的命運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所決定的。以此認知，發展出來的各種未來觀與未來想像，就成為解釋及描繪不可知世界的可能未來的依據。此種未來觀與未來意象經常通過擁有特殊能力的人，如先知、具有通靈能力的靈媒或具有超自然力量代言人的神職人員，傳達超自然力量的語言。

經驗(experiences)：這是一種對於已發生的生活事實或事件的累積而推論出可能的結果。在一些與占卜或命理等有關的技術也可能應用這種經驗。這些最容易的是出現在農業社會這種變遷緩慢的環境中，尤其來自有豐富經驗的人，特別是來自長輩或一些社會的領導者。他們從生活的體驗及觀察中，發現可能的未來的結果。這種結果可能是一種可見與不可見因素的綜合呈現。這種未來知識不排除是這些經驗可以做出未來推測的思考與感知，但與歷史決定論不同的是，它並不代表未來會出現相同的結果；換句話說，它不具有規律性，也難成為一種可以推測或重複出現的模型。一般而言，經驗的作用在於短期的預測，或許有一定的未來預測或預言的作用。

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歷史決定論是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法認為歷史的投射研究是他們的主要目標。人類的行為及發展會有一定的「規律」與「模式」，依循這些規律與模式可以發現歷史的「法則」與「趨勢」。只要能發現這些「規律」與「模式」，就可描繪出存在歷史進化中的「法則」與「趨勢」，這些「法則」與「趨勢」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基礎依據。因此，未來研究中對進化演進的決定論取向和追求，與歷史決定論的思想存在密切相關性。但歷史並不會出現，在內在心靈與外在世界持續變動與交互作用是否會「重複」出現，是值得商榷的。

烏托邦(utopias)與待死烏托邦(dystopia)：烏托邦可視為現代未來研究的開端，它提供了未來研究的規範式未來和偏好未來。烏托邦社會的描繪把人們的渴望，希望，未來的可能性以及對於當前狀況的關鍵性挑戰帶入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由此，提供了人們對於理想未來的描繪與追求，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陶淵明的桃花源。相對於烏托邦，未來研究也可能由於對未來的恐懼，發展出待死烏托邦(dystopia)，這是一種與烏托邦完全相反的未來情境的描繪。無論烏托邦或待死烏托邦，都提供了未來研究的終極情境的描繪。這種描繪可以促動人們加速步伐或創新的產出追求烏托邦的理想，也可能提供人們想盡方法避免因為採取某些路徑或疏於注意某些要素而避免趨向待死烏托邦。

科幻創作(science fiction)：科幻創作是未來研究中對於社會、文化、和技術發展提供另類未來(alternative futures)的一種研究方法。科幻創作在未來研究中是一種超越長程未來的一種可能情境描述。雖有某種程度的科學性，但更重要的是超越科學，更注重藝術性的描繪。依據科幻未來情境的描繪，對人們而言，一方面是渴望的呈現，具有激勵人們朝向實現渴望未來的動力，例如影片AI；另方面也具有防患未然，避免危機的警示作用，例如影片駭客任務。科幻創作可視為一種洞察未來的載體並且在預測功能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而且科幻創作並非獨立存在的，其創作的材料經常使用相當程度的趨勢外推法，或是矩陣交互衝擊法，將其藝術化，與未來想像結合。

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這種研究方法經常以過去到現在的已發生的資料或事件為基礎，透過科學邏輯性的方法，嘗試發展可能的未來發展。系統思考具有三個表徵：1.部分與整體間的相互連結關係；2.從結構思維轉換到過程思維的過程；以及3.作為知識建構的隱喻。系統思考的關鍵概念是因素相互關係的反饋、信息、和動態交互作用，這些概念與要素的交互作用可能改變未來的觀點。系統思考通過以下的方法激勵了未來研究的發展，包括：1.跨學科的認識論；2.未來控制的概念；3.系統研究法例如電腦模型；4.後工業社會轉型的研究成果例如以資訊知識為基礎的社會。

這些主要的未來研究的知識來源，隨著社會的變遷提供更豐富的研究材料及各種不同的詮釋與再詮釋，在未來研究上經常被交互、轉換或合併使用，尤其是歷史決定論、科幻創作、和系統思考，例如系統思考可能發展出烏托邦或待死烏托邦的未來，甚或不同可能的未來，並通過科幻創作的藝術方式呈現。

雖然對於未來的認知與研究可以推到人類最古早期使用的占卜、觀象、預言、與預知(divination, prophecy, and prediction)等方式，但這些方式確實都存在人類每種社會文化中例如中國的易經，西方世界的占星術，塔羅牌，以及其他如手相、面相、紫微斗數、八字命理等方式；此外，各種宗教，例如佛教、道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宗教等的先知所宣示的旨意和傳統也形成了他們宗教體驗的背景。但以西方世界的未來研究，強調科學研究方法的未來研究主要是20世紀以後的事；更嚴格地說，是二次大戰以後的事。二次大戰之前或其前後時期，可視為未來研究的萌芽時期，其以未來思考、前景反省和未來想像為主，其後逐漸重視科學性的研究，針對不同領域或範圍提供未來預測結果或以未來探索為焦點發展不同可能的未來。這些領域與範疇可以大到人類社會全體、國家、政府，也可針對組織、與機構，乃至個人。然而，未來性與藝術性始終是未來研究的爭論的議題，這也呈現在未來研究的發展史上。

 

未來研究的初期，大約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這段時間，與「未來」有關的研究或探索的知識，大多著重在未來思想的探討，對於未來趨勢的研究則傾向採取整合當下資料並透過推演或推論可能趨勢發生的過程，發展不同層面的可能趨勢，藉此趨勢，提出對於未來的描述、機會或警示。這些趨勢的描繪具有相當的科學性，至少使用了外推法，例如趨勢曲線、成長曲線、系統分析等，以及具有不同程度的藝術性，例如未來圖像或未來情境的描繪。無論如何，這時期未來研究的主題或方法都在開展「未來史」的研究，也就是探討人類社會可能的未來發展與未來意象。這時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S.C. Gifillan，Ossip K. Flechtheim，M.Tournier，Bertrand de Jouvenel，Fred Polak，Robert Junk，Margaret Mead，Glenn T. Seaborg，Alvin. Toffler，Herman Kahn，Arthur C. Clark，Willis Harman，Issac Asimov，以及John McHale等人。

Gifillan首先使用Mellontology描繪未來研究，認為此一領域是研究未來的事情，此等領域的研究者是研究未來整體文明的人。Flechtheim首先提出futurology名詞。Tournier對「未來研究」作了詮釋，認為該領域是研究人類對未來的適應的知識。這一時期的關注「未來」的研究者基本上大多以整體未來人類為其關注焦點。de Jouvenel 傾向使用推測術(L’ Art de la Conjecture)，他反對使用futurology，認為這樣會使人們誤以為這門領域的活動結果是科學的，事實上這門領域的活動不是科學的，而且他也創造了「可能未來(futuribles)」，指出未來是唯一有用的知識，一個人是活在「未然的世界(a world of futura)」而非「已然的世界(a world of future)」。Polak也認為是一種預知術(Prognostics)，Junk則認為是未來研究(future research)，指出預測是以試驗的假設作為基礎，他指出，西方社會正面臨「參與危機」(participation crisis)，所有一般民眾必須參與未來計畫而不是少數人的事。

Mead是一位人類學家，認為世界面對的重大的急迫問題之一是，要了解現代社會變遷本質的必要性，包括變遷的速度和程度；並指出 二次戰前出生、成長的人是「時間移民(an immigrant in time)」正如他們的祖先是「空間移民(an immigrant in space」一般，尤其指出從兒童身上可以看到未來，這種新的情況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代溝，並認為年長者應向年輕人學習。Seaborg以科學觀為出發點認為，透過科技，各國之間或各文化之間的合作，並以互愛與互敬為基礎，人類可以改善自己的命運，他認為透過科技可以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世界。Toffler是未來震撼以及第三波作者，認為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新社會而不是改變舊社會；我們目前社會的擴大或生命的擴大是一種嶄新社會的展現。Kahn是「即將來臨繁榮」的作者，成名的作品「論熱核戰(On Thermonuclear War)」。他曾在RAND Corporation服務，也是Hudson Institute的共同創辦人，認為人類社會將有悲劇發生，最可能的是普遍的飢荒。

Clark以未來學觀點撰寫的著作「未來的側影(Profiles of the Future: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指出，有關未來的事實可確定的是未來將會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認為科學家的預測經常會是錯誤的，可視為「神經質的失敗(failures of nerve)」和「想像力的失敗(failures of omagination )」。Harman認為只要把過去的趨勢投射到未來，未來是可預測的，他認為西方文化會面臨一個激烈突變的過程，並指出工業文明會因為「小決策 (the microdecisions) 」導致「大問題(the world macroproblem)」，而且籲請世界領袖都應領導未來研究。Asimov是一位科學小說家，他認為科學小說家是人性的眼睛(the eyes of humanity)，看到的刺激、危險的未來是全部人類的未來。他指出，如果烏托邦會出現，將不是經過改造過的環境，而是通過人類心靈與態度改變的一個世界。

McHale認為，人們已到了創造一個世界社會(the world community)的時候了；他指出，可以發展一種單一的世界文化(a single world-wide culture)，這種文化主要藉助以下因素完成：全世界文化型態和科技成就的傳播，人民間完善的通訊系統，以及分享態度和經驗的形成。他認為，人類心靈中都有個未來藍圖，在「未來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Future)」一書中提示，未來是不可分的，他曾提到：

過去的未來在未來(the future of the past is in the future)

這段時期中，Douglas Aircraft Company的一些物理學家及技術人員於1945年籌組「蘭德計劃」，並在福特基金會支持下於1948年成立獨立且非營利的「蘭德公司(RAND)」，這是未來研究的萌芽開始，也說明美國的「未來研究」發軔於軍事戰略，並被視為輔助科學。其「思想庫」(Denkfabrik, think tank)從事知識體系的新發展，其後成為美國政經界「科際整合團隊」(Interdisciplinary Teams)的典範。

綜觀未來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發展，基本上植基於未來研究名詞的界定以及全人類未來方向的思考，這種思考嘗試從現有的狀況想像未來世界的面貌，並提出建構或實現未來面貌的方向並且對可能危機提出警告。在方法上，大致不脫離未來預測的趨勢發展研究。

繼1950年代之後至1960年代，工藝學的預測、系統研究的可抉擇未來的重視以及未來研究專業化促成了未來研究的科學研究與理性化時期的來臨，未來研究從烏托邦，宏觀進化論觀點，預言，科幻創作，宗教態度和神秘取向等傳統方法中跳脫出來。此時期的特點是：科技預測的普遍性，系統性方法的可抉擇未來(alternative futures)的興起，以及未來研究專業化的成長。

這時期的未來研究偏重在軍事、科技、企業、政府等長程預測及決策，強調科學方法及理性化。藉由以下途徑，未來研究獲得了強化：

一、科技預測：未來研究企圖使用科學方法預測和創造未來，為的是發展預測科學和建立專業知識。科技預測在戰略思考上肯定要領先對手。預測的盛行提供了西方社會利用更佳決策的手段與方法工具以對抗可能的未來威脅，進而確保未來的持續繁榮。藍德公司的「思想庫」及哈德遜研究所在這個時期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二、系統研究的可抉擇未來：理性化是在一個領域中藉由尋求可計算的「目的-手段」的理性方法進行更有組織與系統性的研究過程。未來研究的科學性探索與理性化從可抉擇未來的觀點看來獲得提升。Kahn在未來研究中導入情節法(scenarios)描繪各種可能未來的想像即是一例。

三、未來研究專業的建立與論辯：透過未來研究的知識體系的建立企圖塑造一種可行的專業，使得未來研究的科學性探索與理性化獲得強化與提升。此植基於以下觀察：一是企圖界定未來研究的界線與定義，將此領域視為一種學科；其次，未來研究的機構化。當未來研究者開始使用新的名詞以與其他學科做出區隔時，未來研究開始創造自己獨特的界線與獨特的身份。

1960年代以這種未來思考(future-thinking)成為重心，這時期對於社會形態或許可視為一種「開放未來人類學(Zukunftsoffene Anthropologie)」，著重對人類社會整體的關懷、哲學思考的反省、理性主義的反動、預測工具的發展、指導與控制未來社會的需求、「只有一個地球」的要求、以及「天涯若比鄰」的全球觀形成。「長期預測」的觀念這時快速發展且被強調，從歷史性的預測轉變為前瞻性思考，主要包括：決策與計畫需要目標；傳統產業主義意識型態的終結，強調「逆經濟」(dis-economies)的觀念。這種思考延續到1970年代以後的未來研究。

1960年代下半葉，未來研究的研究機構、出版、和討論在歐洲（著重哲學思考）、和美國（著重策略規劃）的研究群體中相繼蓬勃發展。1960年代末期，未來研究尤其由著重國家的未來研究轉變到對整體人類社會的關懷，展開了未來研究全球化的新頁。

但這時期系統預測大受重視，卻輕忽了人文、社會等層面的反省，因此有未來研究者認為，未來研究的發展不僅要探討物理世界的「生產」和「工作」，也須探索生命的意義和人類共同生活的「內在態度」。例如未來研究者，包括一直努力於未來研究的de Jouvenel和Flechtheim，以及Gabor，Ugo Spirit， Galtung，Soreausen，Polak， Bestuschew-Lada，Richta，Apostol，Sicinski，Edeling等都堪稱這時期對未來研究未來導向提出再思考的代表人物。

 

1960年代末葉到1970年以始，社會型態以「社會-技術」為核心，被賦予多樣化的觀點與名稱，包括「後工業社會(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Bell; Touraine)」，「網路社會(the Wired Society) (Martin)」，「訊息服務社會(the Telematic Society) (Nora & Minc)」，「第三波(Third Wave Society) (Toffler)」，「資訊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 (Porat)」，「網絡國家(Network Nation) (Hiltz & Turoff)」，「預期參與民主(Anticipatory Democracy) (Bezold & Renfro; Toffler)」，「知識社會(the Knowledge Society) (Drucker)」，「個人服務社會(the Personal Service Society) (Halmos)」，「服務階級社會(the Service Class Society) (Darendorf)」，「電子技術紀元(the technetronic era) (BreZinski)」，「後現代紀元(the Post-modern Era) (Amitai Etzioni)」，「後布爾喬亞階級社會(the Pst-bourgeois Society)」(George Lichtheim)，「後經濟社會(the Post-economic Society) (Kahn)」，「後匱乏社會( Post-Scarcity Anarchism ) (Bookchin)」。

1970年代至1980年代此一時期著重世界層面的探討。此一階段亦強調全球未來的思考，「後工業社會」的意涵成為未來研究的重心。在此時期未來研究與產業的關係逐漸成長，未來導向的思想廣泛深入到企業決策過程中。企業社會重視未來思考，未來導向的思考納入企業決策的過程。未來研究的產業化意味著許多公司採用未來研究作為其組織創新策略規劃的核心競爭力。一系列對於大趨勢探討的未來思考的研究方法為企業廣泛使用，尤其情節法被產業界作為產業強化的工具。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全球性未來趨勢，規範性的未來發展，以及企業社會接受未來研究作為全球對話的重視。

這時，全球未來研究機構化主要包括兩個面向：一是，以發展全球未來對話為核心且以全球組織形式建構作為全球未來研究的重心；其次，全球未來對話和活動會如何影響國家和其他學科對未來的看法。

1960年代以後，未來研究或教育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主要包括：

此外，仍有許多的未來研究機構包括政府部門、研究部門、教育機構、及民間單位均相繼成立。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的兩次能源危機對未來研究產生前所未有的挑戰，未來研究的導向由「全球性的未來預測」轉向「可抉擇的未來(alternative futures)」。這種未來研究被視為未來研究體系規範的發展，最重要的驅動力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的發表以及1973年能源危機的對應，尤其以殼牌集團(Royal Dutch/Shell Group)使用情節法避免能源危機的衝擊為最具代表性的機構(van der Heijden, Bradfield, Burt, Cairns, & Wright, 2002)。

 

這時期起自於1990年代冷戰時期結束的開始，可視為新自由主義觀點及未來研究分散化時期(The neoliberal view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futures)。這一時期是處於新自由主義全球深化，資訊科技快速擴散，以及環境衰退風險的社會持續被討論、對話的年代。由於新自由主義與風險社會受到重視，遠見(Foresight)的觀念在1990年成為一個流行的名詞。這時，批判未來研究也快速發展。遠見和批判在未來研究中逐漸佔有優勢。由於未來研究長久以來過於傾向為策略規劃所用，被質疑過去的未來研究缺乏人性導向，因此，未來研究快速分散化。其重心在於全球化的深化研究、資訊科技的擴張及與環境破壞的議題，情節分析和工藝地圖(technology roadmaps)的發展成為被廣泛使用的研究方法(Chuls & Johnston, 2006)。

這時期的未來研究基礎植基在「遠見」的基礎上。遠見是為了確定可能產生最大經濟與社會效益的策略研究，整體浮現工藝技術範圍所進行的科學，以及技術與經濟和社會長程未來的探未來遠見與策略主要的目的，包括：科學與工藝技術的優先性，創新系統的連結性和效能，以及未來工藝技術、機會和策略的整體關注。遠見的觀念與策略廣泛地被運用在企業、國家和公民遠見計畫(civil foresight programs)上。

企業遠見與公司利益的未來衝擊有著密切的關係。國家遠見則聚焦在國家政策的優先設定順序。公民社會遠見的目的則在於整合及形成公民社會的願景以及避免可能會與企業或政府產生相互衝突與抵觸的解決上。公民遠見藉由逐漸成長的公民社會，全球經濟的不穩定性，以及對於受到全球警告的環境議題漸增的壓力而獲得長足的進步。

由於遠見強調科技的優先設定，政策制訂的參與以及策略的形成，所以被視為具有行動導向與策略管理密切連結。聚焦在遠見的未來研究專家嘗試藉由遠見呈現出現代社會對於公眾利益和未來世代的道德導向等的缺乏。

批判未來研究的發展則以Slaughter為主，以Jurgen Habrmas的思想和解釋學(hermeneutic tradition)為基礎，聚焦在關注未來社會建構的發展。批判未來學此一學派的論者認為，傳統未來研究方法如預測，預言，和情境建構，都側重在經驗和外在世界，卻忽略了未來社會建構和其象徵功能。

因此，批判未來研究重視「內在」的意義對理解「外在」世界的重要性，並強調「連結未來可抉擇性意義的再探討(re-negotiation)」以及「從目前的權力結構中解放出來」，這一時期的未來研究的方向由政治、軍事、企業到公民社會，由預測到遠見，由全球到個人和機構，由確定的追求到處理混沌、複雜性、非線性、不確定性、不連續性、不可預測性的社會，這些趨勢增加了未來想像的重要性；換句話說，未來研究的發展更傾向於進行與發展各種組織生存與成功的一些特定具體計畫，而不是只幫助公眾或社會發展共同利益。這一趨勢導致研究方向朝向對未來的個人、機構或組織願景的關注，而不只是對整體人類的未來展望而已。

此外，此一時期的未來研究重視當前世界的紊亂，複雜和風險必然要面對與處理的未來高度不確定性。因此，未來研究傾向強調對於複雜，非線性，不可預知的未來的研究，藉以發現未知的機會和威脅，以及如何面對不連續性的未來。此一研究趨勢使得呈現多元可能的未來意象的研究受到重視。

以上的發展歷程體現出，未來研究必將比過去任何時期更分散化，考其緣由，未來研究的分散化主要包括未來研究共識的缺乏以及未來研究次領域數量的激增。

 

綜合以上的探討，「未來」的探索從人類有史以來即已存在，只是以不同的型態出現，無論是占卜、觀象、命理、預言、宗教、先知、乃至於使用知識的科技預測、投射或探索。人類社會對於未來的了解由「無知」，到「已知」到新的「未知」。人們不因科技文明進步與知識的積累而顯得更有自信，反而對於未知的世界體現出更加的「尊重」，這顯示在由預測到多元可抉擇未來可能的探索即是例證。人類對於「未來」也由消極地避免危機到積極的發現浮現的議題、不可掌握的風險並企圖發現多元的未來，而且由「人定勝天」的以人為主的主宰心態轉變為「與自然共處」的共處心態。研究取向上，不再單純以全地球或全人類的主要研究轉為包含了國家、組織、機構、與個人的多層次未來研究。

從未來研究的發展而言，從宗教、經驗、烏托邦、科幻創作、歷史決定論到具有科學思考的系統思考、未來推論與預測，並且由科技預測決定論及系統發展論到跨學科的未來研究嘗試建立獨立知識領域。研究方法上也由以未來預言與預測的探索性研究到使用到國家決策和企業策略的規範性研究，尤其是「遠見」的發展更是探索性研究與規範性研究的結合，此外更由外在世界的探索，企圖結合內在心靈與外在世界的結合的研究。

然而，未來研究主要來自於西方世界的未來學發展。至於非西方世界的未來研究是否提供了更寬廣有待發展的探索空間？例如台灣、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等亞洲地區的未來學研究發展，甚至中亞的伊朗、土耳其等國迄今均有其一定程度的發展。這些發展是否以有其特殊性與自主性？或許是未來研究領域可持續發展與茁壯的關鍵因素的潛在地區。

此外，未來研究的發展正處於分散期，所代表的意義是揭示未來研究在知識層面上也存在寬廣的發展空間。不僅需要有更多領域或人才的參與和經營，更重要地，面向未來，對於未來研究的參與者是否能開擴心胸，一如未來尚未發生可以自主發展一般，在對於未來研究共同參與的共識之下，經營此一知識領域或許也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