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科學理性時期

繼1950年代之後至1960年代，工藝學的預測、系統研究的可抉擇未來的重視以及未來研究專業化促成了未來研究的科學研究與理性化時期的來臨，未來研究從烏托邦，宏觀進化論觀點，預言，科幻創作，宗教態度和神秘取向等傳統方法中跳脫出來。此時期的特點是：科技預測的普遍性，系統性方法的可抉擇未來(alternative futures)的興起，以及未來研究專業化的成長。

這時期的未來研究偏重在軍事、科技、企業、政府等長程預測及決策，強調科學方法及理性化。藉由以下途徑，未來研究獲得了強化：

一、科技預測：未來研究企圖使用科學方法預測和創造未來，為的是發展預測科學和建立專業知識。科技預測在戰略思考上肯定要領先對手。預測的盛行提供了西方社會利用更佳決策的手段與方法工具以對抗可能的未來威脅，進而確保未來的持續繁榮。藍德公司的「思想庫」及哈德遜研究所在這個時期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二、系統研究的可抉擇未來：理性化是在一個領域中藉由尋求可計算的「目的-手段」的理性方法進行更有組織與系統性的研究過程。未來研究的科學性探索與理性化從可抉擇未來的觀點看來獲得提升。Kahn在未來研究中導入情節法(scenarios)描繪各種可能未來的想像即是一例。

三、未來研究專業的建立與論辯：透過未來研究的知識體系的建立企圖塑造一種可行的專業，使得未來研究的科學性探索與理性化獲得強化與提升。此植基於以下觀察：一是企圖界定未來研究的界線與定義，將此領域視為一種學科；其次，未來研究的機構化。當未來研究者開始使用新的名詞以與其他學科做出區隔時，未來研究開始創造自己獨特的界線與獨特的身份。

1960年代以這種未來思考(future-thinking)成為重心，這時期對於社會形態或許可視為一種「開放未來人類學(Zukunftsoffene Anthropologie)」，著重對人類社會整體的關懷、哲學思考的反省、理性主義的反動、預測工具的發展、指導與控制未來社會的需求、「只有一個地球」的要求、以及「天涯若比鄰」的全球觀形成。「長期預測」的觀念這時快速發展且被強調，從歷史性的預測轉變為前瞻性思考，主要包括：決策與計畫需要目標；傳統產業主義意識型態的終結，強調「逆經濟」(dis-economies)的觀念。這種思考延續到1970年代以後的未來研究。

1960年代下半葉，未來研究的研究機構、出版、和討論在歐洲（著重哲學思考）、和美國（著重策略規劃）的研究群體中相繼蓬勃發展。1960年代末期，未來研究尤其由著重國家的未來研究轉變到對整體人類社會的關懷，展開了未來研究全球化的新頁。

但這時期系統預測大受重視，卻輕忽了人文、社會等層面的反省，因此有未來研究者認為，未來研究的發展不僅要探討物理世界的「生產」和「工作」，也須探索生命的意義和人類共同生活的「內在態度」。例如未來研究者，包括一直努力於未來研究的de Jouvenel和Flechtheim，以及Gabor，Ugo Spirit， Galtung，Soreausen，Polak， Bestuschew-Lada，Richta，Apostol，Sicinski，Edeling等都堪稱這時期對未來研究未來導向提出再思考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