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研究的全球創建與產業化期

1960年代末葉到1970年以始，社會型態以「社會-技術」為核心，被賦予多樣化的觀點與名稱，包括「後工業社會(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Bell; Touraine)」，「網路社會(the Wired Society) (Martin)」，「訊息服務社會(the Telematic Society) (Nora & Minc)」，「第三波(Third Wave Society) (Toffler)」，「資訊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 (Porat)」，「網絡國家(Network Nation) (Hiltz & Turoff)」，「預期參與民主(Anticipatory Democracy) (Bezold & Renfro; Toffler)」，「知識社會(the Knowledge Society) (Drucker)」，「個人服務社會(the Personal Service Society) (Halmos)」，「服務階級社會(the Service Class Society) (Darendorf)」，「電子技術紀元(the technetronic era) (BreZinski)」，「後現代紀元(the Post-modern Era) (Amitai Etzioni)」，「後布爾喬亞階級社會(the Pst-bourgeois Society)」(George Lichtheim)，「後經濟社會(the Post-economic Society) (Kahn)」，「後匱乏社會( Post-Scarcity Anarchism ) (Bookchin)」。

1970年代至1980年代此一時期著重世界層面的探討。此一階段亦強調全球未來的思考，「後工業社會」的意涵成為未來研究的重心。在此時期未來研究與產業的關係逐漸成長，未來導向的思想廣泛深入到企業決策過程中。企業社會重視未來思考，未來導向的思考納入企業決策的過程。未來研究的產業化意味著許多公司採用未來研究作為其組織創新策略規劃的核心競爭力。一系列對於大趨勢探討的未來思考的研究方法為企業廣泛使用，尤其情節法被產業界作為產業強化的工具。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全球性未來趨勢，規範性的未來發展，以及企業社會接受未來研究作為全球對話的重視。

這時，全球未來研究機構化主要包括兩個面向：一是，以發展全球未來對話為核心且以全球組織形式建構作為全球未來研究的重心；其次，全球未來對話和活動會如何影響國家和其他學科對未來的看法。

1960年代以後，未來研究或教育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主要包括：

此外，仍有許多的未來研究機構包括政府部門、研究部門、教育機構、及民間單位均相繼成立。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的兩次能源危機對未來研究產生前所未有的挑戰，未來研究的導向由「全球性的未來預測」轉向「可抉擇的未來(alternative futures)」。這種未來研究被視為未來研究體系規範的發展，最重要的驅動力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的發表以及1973年能源危機的對應，尤其以殼牌集團(Royal Dutch/Shell Group)使用情節法避免能源危機的衝擊為最具代表性的機構(van der Heijden, Bradfield, Burt, Cairns, & Wright,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