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二次世界大戰以返，影響人類社會的二大技藝力量就是電腦和電子通信。無疑地，它們一方面改變了我們知識獲取的方式，經濟交易的行為，以及社會互動的型態；更重要的，塑造了新的思想價值，改變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從科技成長樂觀學派（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Growth Optimism ，又稱進化論未來學派 ， Evolutionary Futurism） 的角度而言，科技的進步提供給人類更高的生活水平，全球將更統一，更標準化，相互依存度更高，「地球村」（global village）於焉形成。但從科技成長悲觀學派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Growth Pessimism，又稱危機論未來學派，Crisis Futurism）的角度而言，卻擔心：21 世紀中葉以後地球將因嚴重環境破壞不適合人居住，並認為群際緊張將升高，恐怖組織將增加且嚴重化，甚至有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虞。
事實上，後工業社會的快速變遷正隱含著兩大變遷力量：一為創造力，另一為毀滅力。前者讓我們脫離了自然和人為環境條件的限制與對生活環境的「無知」；相對地也對「過去」產生質疑、對抗或挑戰，因此使吾人陷處在「混沌」（chao）中，「突破極限」本來就存在著相當的毀滅、危險性。所以，正當許多人認為科技的「全球化」會帶來「全球和平」之際，不能不也應注意到全球體系有可能正面臨崩潰的危機。而此危機正是「加速形成地球村」所導致的結果。
植基於此，本文企圖從族群衝突的角度藉由對種族、文化、及社會互動的關係探討全球穩定體系的緊張和「全球化」觀念的可能。
貳、族群衝突與國家的不穩定性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正因適值「奧運百年」被賦予相當高的期待，但卻由於百年公園的爆炸案蒙上了陰影。八月二十七日又有了劫機，旋即於三十一日伊拉克因庫德族的派系衝突，促使海珊展開 1991 年波灣戰爭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美國亦基於戰略及西方盟國利益且為維護當年波灣戰爭的協議而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攻擊。此正顯現出，以不同理由而產生的國內或國際的衝突層出不窮，這種現象自二次世界大戰以返，未曾停歇，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美國，一個崇尚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裡，族群問題依然存在著。白人警察毆打黑人、墨西哥人等的歧視問題。在加拿大一直困擾的魁北克獨立的問題。在歐洲，比利時南北部的種族問題包含著語言和宗教問題。英國的蘇格蘭分離，及愛爾蘭與北愛的衝突。俄國與車臣共和國的軍事衝突。在中東，舉世矚目的波灣戰爭，伊拉克北部庫德族的尋求獨立的問題。乃至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宗教衝突及族群的對立。在非洲，除了奈及利亞的內部族群問題，前法屬西非及一些國內如馬利（Mali）、索馬利亞（Somalia）、肯亞（Kenya）等國面臨的遊牧民族穿越國界討生活的問題。族群主義也構成斯里蘭卡國內塔彌爾（Tamils）及辛加利斯（Singhalese）間的大屠殺。肯亞的顛覆活動，索馬利亞、剛果和奈及利亞的內亂，烏爾斯特的宗教衝突。此種情形精確的說，可視為「文化差異」的結果（如魁北克） 。其本身可以在外來力量的控制下透過強烈宗教情感的認同永續存在。在亞洲，無論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均面臨種族衝突的問題。縱然被認為具有強大鎮壓力量的中國大陸也難以解決西藏、雲南等少數民族尋求獨立或自治的壓力。就是快速民主化的臺灣，族群意識亦愈演愈烈。
族群衝突的問題不僅存在一些低度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也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中。亦即：族群問題不是國家的、或區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甚至已開發國家的族群問題較低度開發國家更為複雜或激烈。
參、族群意識與社會進化
社會學家如帕深思（T. Parsons）等結構功能論者對社會變遷所持的看法，社會的變遷是在邁向一個更高層次的均衡。此種看法正如科技成長樂觀學派所持的一樣，認為社會將會由於科技的成長而完成許多過去所無法處理的問題，人類的生活品質將不斷提高，也因此人的視野將擴大，人與人的接觸不僅擴大而且頻仍，將會因此建立起共同的文化，人與人間的隔閡將越低，全球意識型態將因為彼此相互依存性與互動性的提高而形成，有助於地球村的塑造。這種看法證諸於近半世紀以來，雖然許多方面如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智慧財產權的維護等，較無關係族群及文化等的範疇，確實有所進展，但在政治、族群及與族群有關的文化問題似乎面臨更大的挑戰。
所謂的「族群團體」 （Ethnic Group） 意指一個比較大的文化與社會體系中的一個社會團體，由於它的份子表現或具有某些共同特質，使他們和其他團體的人有所區別，而自稱或被認為一族群團體。作為區別的特質多而複雜，其中主要的有血統、體質形狀、語言、宗教、國籍或族群來源。
幾乎大部份的論者同意，雖然族群的特質有助於彼此的認同，但此認同與該族群所處的環境地位有密切的關係。亦即：基於爭取生存的機會或擴增其生存空間與條件則族群的特質將會被強調，否則族群特質將被忽略。此種現象由美國黑人爭取社會權力、南非黑人爭取執政即可證明。
似乎這種情形不僅未因社會的進化而模糊，相反地，卻更尖銳化。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比利時等均是。此與科技成長樂觀學派的看法大相逕庭。該派論者認為電腦及電子通信的革新與進步，將促使教育普及、知識水平提高、胸襟擴大、視野寬闊。因此將可放棄狹隘的族群意識而接受更高層次的意識型態，或因此包容更多不一樣的價值。然而許多事例卻顯示出：科技發展、教育普及、知識水準提升的結果，卻提高了各族群的意識。
針對此種情形，美學者楊格（Crawford Young）認為社會進化的結果反而導致了族群的文化自覺。因此讓少數族群發現所處社會地位的劣勢或機會的喪失，並且認知到爭取生存資源對其生存機會的功利性。於是促成少數族群的團結以爭取更平等的社會機會或掌握更多的資源以發展其族群。加拿大的魁北克尋求獨立、南非的 ANC 取得政權均是證明。相反的，如果在一個社會中能提供公平合理的機會，將有助於族群衝突的降低。
肆、族群意識與國際和平
「國際和平」不只是指 19 世紀以前所認為的「權力的和平」，而且是由於通信科技的進步及二次戰後社會發展所產生的一種新全球意識。
一次大戰以前，西方論者認為，和平與戰爭是一種權力均衡的關係。19 世紀西方社會有著長期的權力和平關係，因為當時他們遠離自己的國家在世界其他地區從事大量的殖民擴張。這段時間裡，「斬獲」最多的是英法。他們對大部份的非洲盡情搜刮，英國則在印度、緬甸和紐西蘭，和法國則在中南半島。這些歐洲國家無視於與當地人民的文化差異。但國家的緊密性與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意識型態和宗教有密切關係。這就是未來亞洲及大部份非洲發生國際間紛爭的原因之一。
族群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區別有時是模糊的，對第三世界的國家而言更是如此。但如果國家主義的力量很強大，而且與國家榮譽（national pride）和自我利益產生密切關係時，族群主義將與歷史的「反感」揪結在一起。族群主義自有其基本的空間，但表現在國家主義上，它是靜默的。兩者均擁有一種非理性且情緒性的因素，雖然國家主義有其理性的「外裝」。兩者的力量在今天是無所不在的，而且會延續到未來。1990-1991 年國家主義造成了蘇聯的崩潰，成立獨立國協，但它們均擁有過於強大的軍火工業，成為當前世界具有相當高度潛在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它們間的任一衝突都有高度的危險性，何況它們的鄰國都是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的本質。
與族群主義有關的宗教情感本身很少直接導致國家間的戰爭。但如果和其他的因素同時存在就變成強有力的輔助因素，將會造成內部衝突，因而消弱國力，且引進外國力量。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緊張關係部份導因於歷史，而且也包含了族群與宗教因素，更結合了強大的國家主義。另方面，宗教仇恨感也扮演了一部份奈及利亞和蘇丹宗教衝突的導因。宗教仇恨感具有強大潛能把鄰國捲入衝突中。以色列與鄰邦間的戰爭和衝突完全是一種宗教、族群及國家主義的組合體。
宗教情感的威權與超國家的特質也會表現在政治意識中。本世紀以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意識型態曾引起大型戰爭。希特勒的「新德國」及墨索里尼的「未完成的義大利」均是國家主義的表現。毛澤東的「新中國」亦被視為元朝與清朝的再生，同時擴及韓國和南亞。中共對於在國外的共產主義擴張的支持其實亦不脫離中共國家利益的基礎。亦可視為國家主義的一種表現。
國家利益通常具有策略性，或商業性，或二者兼具。1990-1991 年間西方國家聯手打敗伊拉克充分表現出西方國內對石油需求與對小國權利支持的「國家利益」的表徵。美國參與越戰、冷戰時期蘇俄佔領東歐等均是。今（1996）年 9 月 3 日美國針對伊拉克進軍庫德自治區，而對伊拉克一些軍事基地發射 27 枚巡弋飛彈正是最新的表現。
族群主義、國家主義、宗教及意識型態均將影響國際關係；而且也常與經濟和戰略因素結合。這在中東及非洲亦表現很明顯。
伊朗在 1980 年代的兩伊戰爭中再次宣示伊朗直到低地（the lowlands）的企圖對伊拉克構成了永久威脅。而且伊拉克北界被庫德族國家主義所控制，庫德族堅持建立一個獨立的庫德斯坦（Kurdistan） ，此舉威脅到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邊界。這些地區都有庫德族人。此外，亞美尼亞在 1894-1918 年間土耳其大屠殺時，不少人流亡海外，近年來大量返國，獨立共和將更活躍，東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在未來將更難以控制。土亞邊界又將是一個燃點。
土耳其邊界的主要威脅來自於色雷斯及塞普路斯的希臘民主統一主義，另方面土國也感受到黎巴嫩的敘利亞合併主義者可能的威脅。以色列的邊界，幾乎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承認其在西部走廊及哥蘭高地的領土。其與周臨阿拉伯國家間的關係主要存在種族及宗教問題的衝突，完全無法以政治及外交手段來解決。
就北非而言，埃及、突尼西亞、摩洛哥、奈及利亞、馬利等國，其國名的歷史意義反較政治意義更重大。幾乎所有以前法屬西非所建立起來的國家大都由一些城市中心和大量的遊牧民族所組成。國界的意義有時比世代的遊牧需要和習性還不重要。相同的問題出現在東非的索馬利亞及肯亞的關係，其共同邊界一些遊牧民族依其傳統和季節做週期性的移動。但次撒哈拉（Sub-Sahara）的非洲國家傾向較強烈的族群主義。亦即：由一個族群（或族群聯盟）主政。而南非的未來對於這整個地區的穩定性有關鍵性的影響，因為它代表著政權和平移轉的試鍊。
許多傳統的危險 （國家主義、族群主義...等） 一直存在著強大的力量。若與某些像經濟的競爭結合將變得更有力量。此亦表現在國際協定及結盟 （尤其經濟區域） 上，此種區域主義被視為保護自己國家利益的競爭場所。他們是達成各種全球妥協的論壇。所以，國際意識在某些方面本身反而會導致一些國家間和平關係的破壞。
伍、族群意識與恐怖主義
國際恐怖主義自 1960 年代末期形成全球性問題以來，縱然各國政府極力的對抗，但 1980 年代以後，恐怖主義成為一個嚴重問題。至少未來二十年難以看出恐怖主義活動有消減的可能，甚至會增加。國際恐怖主義論者認為，未來造成數以百計死亡人數的大規模事件將更普遍。
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政治科學部主任 Brian Michael Jenkins 指出：國際通信的擴張及人口的移動或擴展是 1980 年代的兩大特徵，我們將可看到更多的地區性衝突藉由恐怖行動表現在國際層面上。他更進一步剖析，恐怖行動將會長期持續成長的原因：
一、族群意識的再生及族群團體關係的增長。
二、宗教狂熱的再起，此會導致信徒的激增。
三、對於犯罪司法制度更大的藐視。
四、單一政治訴求及狹隘利益團體的增加。
五、對政府及企業不信任感的增加，視渠等對大眾健康與安全無能、漠不關心及不負責。
六、警察行動明顯的不適用性。
七、法律無法有效保護人民所造成的不安全感。
除一些法律制度的問題以外，根本的原因都與族群主義關係密切。
維吉尼亞預測國際公司（Forecasting International ,Ltd.）創始人兼主席，也是「萬象」雜誌（OMNI）前資深編輯 Marvin J. Cetron 認為，自從冷戰結束以後，許多原已存在的恐怖組織，在 21 世紀初將恐會與下一世紀會快速新增的一些以宗教狂熱及族群仇恨為基礎的恐怖團體結合。這將是一種危險的發展。
許多傳統的恐怖團體，他們的目標與行動都與維持政治認同的需求有關。以宗教及族群意識為中心的恐怖團體將比其他的恐怖團體更樂於採取任何理由只要能達成目標。宗教性恐怖團體不像政治性的恐怖團體必須規避「大眾殺手」的惡名。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在向「黑暗力量」 （the forces of darkness）挑戰的，且在保護「種族的純化」 （the purity of the race） 。什葉派組織 Hezbollah 的領袖Hussein Mussawi 曾指出，「我們不打戰，為的是讓敵人認識我們，提供我們一些事物。我們打戰為的是消滅敵人。」族群主義的回教徒不僅會攻擊穩健的阿拉伯政權，也擴張到中東以外地區。
以族群為核心的恐怖主義者是以絕對的族群忠誠為原動力，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他們以防衛國家、社區、祖先的記憶、文化的遺產及族群認同為重心。許多族人的忍耐與犧牲，只因為他是亞美尼亞人、波西尼亞人、巴士克人、愛爾蘭人、伊博人、庫德人。他們深信敵人正設法壓迫及屠殺他們的人民。因此，種族恐怖主義者（ethnoterrorists）的責任是防止這種罪惡，不僅為了生存及未來的世代，也為了「死亡」的尊嚴。基於這種權力感，種族宗教激進派可以肆無忌憚地屠殺，且掌握大量的毀滅性武器。因此，Hezbollah、巴士克的 ETA 及塔米爾的 Tigers 均名列全球最專業的恐怖集團。
另方面，許多的族群在共產主義崩潰後被解放出來，懷著祖先的仇恨感展開族群行動，因此在蘇聯解體之後，未來將會產生許多不曾聽說的小國。此均促進使族群的衝突持續不已。
陸、結語
人類所有的努力為的是使自己及後代子孫擁有更美好的生活環境。無庸置疑的，二次大戰已返，人們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縱然在思想上、各種社會體制上也進行快速的改革。許多方面我們享受了高品質的生活。但相對地我們忍受著對環境更多的破壞。如同對環境傷害的情形一樣地，我們社會中也由於尊嚴追求、自我族群生活空間擴大、祖先羞辱復仇、歷史光榮重拾、個人利益或國家利益…等理由，造成國內或國際間的不穩定性。或許當吾人汲汲營營發展科技，冀盼帶來富裕宜人的「地球村」社會時所料想不到的。
證諸人類的努力，近半世紀仍有不少國家設法消弭族群的不公平現象。如美國的夏威夷計畫即為代表，其對不同文化的尊重，使可能招致的族群衝突模糊化。問題是許多主要的族群衝突以陷入非理性狀態，或在那裡領導者不僅無意消弭此種衝突，反而運用族群情緒擴張其利益，終究追求第三波「地球村」的理想變得更遙不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