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族群意識與國際和平

　　「國際和平」不只是指 19 世紀以前所認為的「權力的和平」，而且是由於通信科技的進步及二次戰後社會發展所產生的一種新全球意識。

　　一次大戰以前，西方論者認為，和平與戰爭是一種權力均衡的關係。19 世紀西方社會有著長期的權力和平關係，因為當時他們遠離自己的國家在世界其他地區從事大量的殖民擴張。這段時間裡，「斬獲」最多的是英法。他們對大部份的非洲盡情搜刮，英國則在印度、緬甸和紐西蘭，和法國則在中南半島。這些歐洲國家無視於與當地人民的文化差異。但國家的緊密性與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意識型態和宗教有密切關係。這就是未來亞洲及大部份非洲發生國際間紛爭的原因之一。

　　族群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區別有時是模糊的，對第三世界的國家而言更是如此。但如果國家主義的力量很強大，而且與國家榮譽（national pride）和自我利益產生密切關係時，族群主義將與歷史的「反感」揪結在一起。族群主義自有其基本的空間，但表現在國家主義上，它是靜默的。兩者均擁有一種非理性且情緒性的因素，雖然國家主義有其理性的「外裝」。兩者的力量在今天是無所不在的，而且會延續到未來。1990-1991 年國家主義造成了蘇聯的崩潰，成立獨立國協，但它們均擁有過於強大的軍火工業，成為當前世界具有相當高度潛在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它們間的任一衝突都有高度的危險性，何況它們的鄰國都是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的本質。

　　與族群主義有關的宗教情感本身很少直接導致國家間的戰爭。但如果和其他的因素同時存在就變成強有力的輔助因素，將會造成內部衝突，因而消弱國力，且引進外國力量。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緊張關係部份導因於歷史，而且也包含了族群與宗教因素，更結合了強大的國家主義。另方面，宗教仇恨感也扮演了一部份奈及利亞和蘇丹宗教衝突的導因。宗教仇恨感具有強大潛能把鄰國捲入衝突中。以色列與鄰邦間的戰爭和衝突完全是一種宗教、族群及國家主義的組合體。

　　宗教情感的威權與超國家的特質也會表現在政治意識中。本世紀以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意識型態曾引起大型戰爭。希特勒的「新德國」及墨索里尼的「未完成的義大利」均是國家主義的表現。毛澤東的「新中國」亦被視為元朝與清朝的再生，同時擴及韓國和南亞。中共對於在國外的共產主義擴張的支持其實亦不脫離中共國家利益的基礎。亦可視為國家主義的一種表現。 

　　國家利益通常具有策略性，或商業性，或二者兼具。1990-1991 年間西方國家聯手打敗伊拉克充分表現出西方國內對石油需求與對小國權利支持的「國家利益」的表徵。美國參與越戰、冷戰時期蘇俄佔領東歐等均是。今（1996）年 9 月 3 日美國針對伊拉克進軍庫德自治區，而對伊拉克一些軍事基地發射 27 枚巡弋飛彈正是最新的表現。

　　族群主義、國家主義、宗教及意識型態均將影響國際關係；而且也常與經濟和戰略因素結合。這在中東及非洲亦表現很明顯。

　　伊朗在 1980 年代的兩伊戰爭中再次宣示伊朗直到低地（the lowlands）的企圖對伊拉克構成了永久威脅。而且伊拉克北界被庫德族國家主義所控制，庫德族堅持建立一個獨立的庫德斯坦（Kurdistan） ，此舉威脅到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邊界。這些地區都有庫德族人。此外，亞美尼亞在 1894-1918 年間土耳其大屠殺時，不少人流亡海外，近年來大量返國，獨立共和將更活躍，東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在未來將更難以控制。土亞邊界又將是一個燃點。

　　土耳其邊界的主要威脅來自於色雷斯及塞普路斯的希臘民主統一主義，另方面土國也感受到黎巴嫩的敘利亞合併主義者可能的威脅。以色列的邊界，幾乎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承認其在西部走廊及哥蘭高地的領土。其與周臨阿拉伯國家間的關係主要存在種族及宗教問題的衝突，完全無法以政治及外交手段來解決。

　　就北非而言，埃及、突尼西亞、摩洛哥、奈及利亞、馬利等國，其國名的歷史意義反較政治意義更重大。幾乎所有以前法屬西非所建立起來的國家大都由一些城市中心和大量的遊牧民族所組成。國界的意義有時比世代的遊牧需要和習性還不重要。相同的問題出現在東非的索馬利亞及肯亞的關係，其共同邊界一些遊牧民族依其傳統和季節做週期性的移動。但次撒哈拉（Sub-Sahara）的非洲國家傾向較強烈的族群主義。亦即：由一個族群（或族群聯盟）主政。而南非的未來對於這整個地區的穩定性有關鍵性的影響，因為它代表著政權和平移轉的試鍊。

　　許多傳統的危險 （國家主義、族群主義...等） 一直存在著強大的力量。若與某些像經濟的競爭結合將變得更有力量。此亦表現在國際協定及結盟 （尤其經濟區域） 上，此種區域主義被視為保護自己國家利益的競爭場所。他們是達成各種全球妥協的論壇。所以，國際意識在某些方面本身反而會導致一些國家間和平關係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