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1世紀以來，跨學科研究(transdisciplinary inquiry)一直受到關注，尤其在面對越來越複雜且不確定的時空前景，傳統領域的科學研究顯得無法窺見當前問題的全貌和複雜性，也無法對可能未來的問題做出全面性的剖析進而獲致解決方案。因此，無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甚至實務上的研究，跨學科的概念越來越常被引用，嘗試透過前瞻性與整體性的研究，希冀在議題研究上獲致更周延、深入且具創新性的突破和解決，例如城市的開發與規劃、公共衛生、環境議題、能源議題、社會變遷、經濟發展、組織管理、政策決策，乃至前景探索和可持續發展的議題等。這些研究透過多學科的相關性研究，聚焦在特定議題進行整體性描述並嘗試提出解決方案。這種跨學科概念與思考方式的出現已逐漸受到關注，主要來自於對傳統專業學科研究在變遷研究貢獻的侷限性上的質疑，並企圖擴大知識領域面向的探索以及研究法上的整合運用。這種研究主要包括跨學科概念的探討，整合分析框架的探索與發展，以及對於特定議題的整體性研究。在跨學科研究過程中，尤其強調研究法的創造性(creative)、反身性(reflexive)、與轉換性(transformative)以及研究過程與成果產出過程中對於研究參與者權力和操控的不對稱性 (asymmetries of power and control)的探討。
相對地，跨學科研究之認識論和方法論相關的基本假設、價值和目標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例如研究議題和計劃項目的共同設計與執行的方法論，協同研究過程中有關資訊、數據和知識等的共同產出與整合，共同運用不同的研究法，和對於這些產出之知識與技術的評析、驗證與傳播等跨學科研究的侷限性，傳統學科之慣性思考的障礙與跨學科的研究能力，以及對於跨學科研究者與參與者的動機、相互關係、參與能力、知識認定和對議題認知等的質疑，因此，跨學科研究概念性架構的形成也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縱然透過各種文獻回顧、研究操作以及整合不同方法論，可以獲致各種可選擇的替代架構，但概念性架構對於議題的思考邏輯以及對此架構的驗證推導均有其關鍵的重要性；缺乏嚴謹的概念性架構，跨學科概念的落實對於研究議題之知識產出的積累仍有其不完整之處。植此，跨學科研究仍有其研究者、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框架與研究過程等的問題。因此，跨學科研究在傳統專業研究上仍難獲得高度的重視，甚至與傳統專業研究的基本原則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與對立。
跨學科研究的意涵
跨學科研究最常見的研究對話有三：首先，植基於對應現實世界具有挑戰性之問題解決，關注這些現實世界挑戰性問題的探究模式的研究與行動解決的發展方案，在缺乏傳統學科領域研究的引導下，這種研究具有高度的限制性；其次，對於現有體制結構的挑戰和對傳統知識學科領域研究方法的逆向(transgression)操作，這些作法易侷限於傳統知識學科領域思維邏輯的逆向反思，對於複雜現實世界的問題依然難以處理；以及第三種是認識論超越的實踐，或藉由整體主義，系統思維和深層結構等的概念，透過整合和組合的方式尋求知識整體性的探索。雖然具有整體性的系統性深層思考，但對於如何解決既有傳統知識學科領域的認知與思考仍是有其弔詭之處。這三種研究的核心對話都在於關注與挑戰科學-社會間的相關層面(science–society interface)和知識產出的創新方法與過程。雖然這些研究都強調對於傳統知識學科領與的質疑與挑戰，但都企圖對於當前及未來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問題提出創新的知識產出與探研發展的過程。相對地，跨學科的創新性也受到質疑，其被挑戰的議題主要針對方法論中研究方法和參與者的問題及其科學性。
跨學科研究的參與者問題
如果要應對越來越複雜的社會挑戰，跨學科需要更具有科學性。研究上首先需要清楚的概念性架構。除了議題本身之外，研究者或潛在的主要利害關係者的權力與控制的問題亦需具有客觀科學性的認識論。科學知識始終被強調的客觀與中立的認識論，在對於研究者與主要利害關係參與者的權力與控制的不對稱性應該要被確認與論辯，例如跨學科研究過程的轉換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一直備受質疑；所有參與者的地位應該被釐清，為的是了解他們如何以及為何能影響知識的共同產出，亦即：研究者與參與者權力和操控的不對稱性控制問題。因此產生了幾個被討論的問題，例如研究議題的框架是什麼？研究的邊界如何？參與者和相關的組織或機構有哪些？他們的角色地位為何？如何蒐集議題的相關資訊？這些資訊又如何進行交流與綜合？綜合的結果又如何評析？這都是關於科學客觀性的論辯問題。
對於跨學科的研究，從科學客觀性的角度而言，或許可運用下列步驟進行：
1. 參與議題討論的成員和組織的確定；
2. 研究議題的確定；
3. 研究議題核心問題的確定和研究議題邊界範圍的界定；
4. 議題分析架構的選擇；
5. 資料蒐集方式與內容的確定；
6. 議題研究與資料的分析和研究結果的綜合；
7. 研究結果的交互討論和溝通。
儘管過去十餘年間，有許多文章採用跨學科的研究，獲得一些進展，但在實際研究的領域中，知識整合的研究仍然很少被具體概念化或正式調查。非科學參與者在跨學科探究中的角色和責任本身也仍未被確認為參與研究的對象。這是跨學科研究缺乏自我批判或未能達成正式的研究成果，此應與跨學科貢獻附加值的基本假設成熟與否有關。
跨學科研究的反身性
跨學科研究是一種知識生產的協同過程，因此會產生一些與具有不同背景和職位之參與者的協同研究所引發的相關概念和方法論的議題，主要包括：跨學科的目的是什麼？誰應該參與？可以使用哪些方法？跨學科研究強調反身性(Reflexivity)。跨學科研究不僅涉及研究者，還針對研究計劃管理者、不同背景的專家與科學家、研究項目的資助者以及政策決策者等多方面的利害關係者，然而對於在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議題的跨學科研究中的反身性基本角色很少受到關注。在跨學科研究上，定義的使用和問題界定，問題分析的規範性假設和價值觀點幾乎缺少獲得明確的對話。針對這樣的質疑，或許可以運用反身性的特性結合共識建立過程與開放性行動導向的轉換性研究方法，以解決可持續發展框架內的具體問題。
反身性(reflexivity) 的四個主要特徵包括：為了發展對問題的共享理解進行協同研究；問題設計具社會相關性；社會實驗和集體學習過程；以及批判性與轉換性的研究議程。運用這些描述性、分析性和轉換性 (descriptive, analytical and transformative) 的特徵來呈現一種可用於評價跨學科研究中反身性作用的方法類型。依據參與的利害關係者的認知和社會角色，可呈現四種不同類型：複雜系統研究(complex systems approach)；技術過渡管理研究(technocratic transition management approach)；大同儕社群研究(approach with an extended peer community)；以及批判-轉換研究(critical-transformational approach)。最近的研究成果呈現了這些跨學科方法分別在不同的議題研究中被使用過。
轉換科學：群體轉換學習的過程 Transforming science: collective and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processes
針對以上權力與控制的不對稱的反身性議題，首先透過群體過程(group processes)的運用定義研究項目的核心問題。如果要將這些問題視為知識生產的創造性社會過程，這些問題對於跨學科貢獻的有效性至關重要。群體過程的管理是一種挑戰，這些流程會影響跨學科研究的成果。其次，重新思考科學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和實施發展。有學者認為可持續發展是規範性的，應明確地關注其實質價值。也有學者對於「科學是客觀的」之主張提出質疑，批判科學研究的貢獻無法將公共政策和集體行為的定義轉向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心理學者Ruth Cohn所提出的「主題中心互動（Theme-Centred-Interaction, TCI）」的概念在此群體學習過程似可加以應用。
TCI的主要組成成分有四，包括：每個人都有特定的興趣與需求（I）; 參與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關係（We）; 關注的主題或目的（It）; 以及協同發生的框架、環境、條件和情境（Globe）。如果參與式合作成為參與者的社會學習過程，則需要同時處理這四組成部分。透過「主題中心互動」的操作，讓受過不同學科培養與訓練的人需要在共同關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發展共同語言。他們可從共享學習過程中產生的集體思想，創建一個超越任何單一學科邊界的戰略利基，每位參與者都可以成為他/她學科轉換的推動者。這種轉換科學可以促進可持續發展挑戰的框架。
可持續性研究結果產出的再思考
跨學科研究的核心問題首要關注研究過程的組成部分或階段，對於參與者因不同角色所導致的權力與控制的不對稱，透過反身性群體學習的過程企圖獲得適當的解決。跨學科性也還要關注的包括資金來源、組織和跨學科貢獻、及傳播產出的系統框架，特別是在解決有關可持續性研究(sustainability research)的問題時，更應受到關注。在此背景下，許多學術出版品強烈關注研究的內容和過程，而不是這類研究產出的結果和附加價值。因此，可實現具有目的性的跨學科研究項目的概念、制定、實施和評估，至關重要。因此，從一開始就思考渴望的產出（與解決問題相比）將對如何構思，設計，實施和評估跨學科研究具有重大影響。有意識地創造變革以促進可持續性研究的規範性，然後使用「結果空間」的概念來定義所需的可呈現的產出。此包括三種「結果空間(outcome spaces)」，主要是：1.關注的情況或問題及其設想的改進或變化；2.機構，個人和社會團體保持和交換不同類型的知識存量和流動；以及3.為參與者提供相互和轉換的學習過程，從而轉移他們未來採取不同行動的能力。這種類似的觀點，也有學者如Miller 等人(2014)提到，跨學科議題研究要從問題分析轉向「探詢連結知識和行動之間的社會，政治和技術面向」。研究人員和參與者對交互和轉換學習過程的方法也與心理學者Cohn的TCI群體學習的概念一致。
克服跨學科創新方法論的障礙
Serrao-Neumann等人(2015)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One Human Settlement: A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search，就是一個跨學科可持續發展的成功研究案例。他們探討社區如何在地方層級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採取積極的行動。社區對於氣候變遷的適應能力與社區居民對威脅的共同理解的影響；需要處理的共識；共同準備減少威脅的處理措施；以及使用不同類型知識的整合和應用有關。研究團隊應對這些社會挑戰作為推進的方向。團隊成員來自不同的科學學科和學術部門，不同地緣政治層面（地方和區域）的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當地社區。此團隊性質說明了，基於議題的協作舉措和具有各種背景和立場的非學術參與者就需要新的研究方法。這個研究團隊採取情境法(scenarios)進行研究。情境法有助於多學科和多專業的整合貢獻，因為它容易促進對話和共識建立。研究團隊聚焦在公共政策領域，但專業實務和參與研究方法的發展過程面臨很大挑戰。這些多元化的研究團隊因為認知、規範和結構障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並擴延至發現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充分合作的體制障礙。因此，認為在這個議題上，應該質疑傳統的思考模式，克服協作困難，重新思考氣候變遷對當地社區健康影響的相互關係。這種夥伴關係類似於「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該計劃由學術研究人員主導，在跨學科計劃中也是如此。在跨學科研究計劃中，知識的共同生成主要採取五種方法（包括包容，協作，整合，反覆和實用）創建聯合知識的過程，這些過程適用於多層次決策分析，適合氣候變遷議題，賦予被剝奪權利的公民權力，私營部門領導的可持續發展倡議，以及教育和規劃的溝通。關於這些相關的跨學科對於城市、區域、社區等主題的研究，共同知識是由特定社會背景的專家以及學術界和非學術參與者之間的對話規劃和規定的。
綜效科學方法的施用
不同類型的知識和技術(knowledge and know-how)的整合是跨學科研究的核心要素（Bammer，2005）。一般研究者對於跨學科研究和其相關項目中所要進行不同類型知識整合所需要解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關注較少。從整合批判的基礎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組渴望理論貢獻與另一組專注實踐需求之間存在著差異。在研究計畫進行期間，設計、實施和調整的整合過程是一項具有創造性的複雜任務，對跨學科概念和跨學科研究項目的成果產出至關重要。知識整合應建立在建立共識的基礎上，而且為了達成所謂的「共同結果（a common result）」，研究過程的「認識管理(epistemic management)」是必要的。因此，在研究項目中將整合科學方法合併和排序的使用，發揮綜效，對於其科學性和有效性及結果至關重要。
跨學科研究的三個主要特點是關注社會問題、跨越傳統個別學科領域的界限、以及利害關係者的參與。使用科學社群協同的組織架構，以及外部激勵與個別對於研究策略定義的個人偏好之間的相互關係來研究問題是需要的。然而仍有其障礙存在，這些會呈現在個人與機構的認知及研究經費的財政支持上。
這些問題首先是存在著重要的參與者與機構障礙(institutional barriers)，此等障礙會在個人動機和外部標準之間產生衝突。植基於此，就需要定義和應用符合跨學科研究目標的評估系統和專業路徑，以加強有關會面對社會主要挑戰的政策界面。事實上，不同類型的跨學科之間的概念雖有所別，但仍具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因此跨學科研究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呈現某些貢獻比其他領域類型的貢獻更合適。
其次，研究經費越來越多針對社會問題以及應用研究，以解決這些不同面向問題的相關性，但跨學科這一術語並未獲得廣泛應用。理由是缺乏跨學科研究的共同概念框架，這是研究經費難以增加的另一個重要障礙。儘管跨學科性尚未被普遍引用，但其許多基本原則都應用於通常被稱為知識交流和研究的共同生產過程中。邇來在世界各國逐漸獲得國家政策研究的財政支持。這種支持和對學術研究的財政影響與其社會相關性日益受到關注有關，尤其是與公共衛生和創新技術等現實世界問題相關的知識。跨學科研究（無論所謂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跨學科(trans-disciplinary)）仍存在對政策定義和實施的影響的一般性問題，例如：即使決策者沒有充分整合利害關係者的觀點，利益害關係者參與跨學科研究就是否會賦予決策者可以做出合法性的決策呢？
這些機構性，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障礙的排除在近十餘年來的跨學科研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貢獻，是否正說明一種「新思維方式」正在滋長，尋求重新組織傳統學科結構的可能？這是否也是基於對跨學科研究的認可，這種研究本身就是一種特別針對全面性社會問題的研究。
其三，縱然跨學科研究逐漸獲得重視是一個事實，尤其在大學研究環境下受到鼓舞。儘管對術語的意涵和用法，例如多學科，多元學科(pluri- disciplinarity)，科際整合，以及跨學科等不同名詞，缺乏普遍一致的看法，但在群體溝通過程中，研究團隊參與者間對於概念性詮釋經常不被討論、協商或共同定義。這種缺乏對話和共識的舉措是實施跨學科和跨學科貢獻的第三個重大障礙。這一障礙是由傳統研究學科領域的認知，科學知識的產生以及跨越傳統學科界限的整合所產生出來的。這就是為什麼跨學科和跨學科研究應建立在溝通、對談、協作和共識建立的過程之上的原因。然而，處理科學和非科學思維方式所面臨的挑戰必須超越學科研究參與者，在超越傳統學科界限之前加以解決以便獲致合作研究的可能。
首先，制定、應用和評估一種快速的探索過程，使相關成員能發現跨學科研究的困境和潛力。如果要克服跨學科和跨學科研究實施時的概念性(conceptual)、機構性(institutional)和社會性(social)的障礙，就需要創新的作為和創造性的研究方法。其次，使用戲劇表演的隱喻來描述人們在特定場所或環境中面對面的日常行為會是一種很好的方法，模擬和角色扮演在跨學科探究教學中的有效性非常重要。跨學科研究需要參與者間特定的社會互動，這種互動是獨特的，不同於學科研究中的傳統角色和責任，也就是要透過協作/參與(collaboration/participation)及不斷發展的方法論和融合，以達到知識整合的目的。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會因此提高他們的創造力和思維能力。此外，此等作法的貢獻也可臻至其他綜效，諸如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假設研究人員擁有持有者(holders)的知識，與這些不同群體之間具有「近真實(plausible)」的人際關係且是獨立的公眾/學生，而他們是「接收者(receivers)」。知識的交流與整合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個人在互動過程中脫離傳統學科或專業領域的界限並提升「跳出框架(think out of the box)」的創造力，這是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基本功能與貢獻。
此外，相類似的情況出現在跨國研究或不同語言背景的議題研究上。對於跨國研究而言，如果語言邊界內部和跨語言邊界的跨學科研究基於對所考慮的情況形成相互理解的協調一致的溝通，而不是提高概念框架的障礙，那麼文化多樣性可能會更加豐富。
課程學習是跨學科研究的場域
學校教學是一個讓研究者和參與者學習到跨學科研究的場域。在這場域中不僅可以讓研究者獲得不同背景的學生的參與，也可讓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獲得跨學科研究演練的機會，亦即：可以達成教學與研究結合和協調，獲致相互加強的綜效。
基於需要了解跨學科研究過程中的人際關係，特別是學生理解並培養與來自不同學科和專業的其他人互動的能力，此將使創新性知識的共同產出成為可能。在課堂上，採取跨學科研究的教學，鼓勵研究者與學習者將他們的貢獻視為一種表演，然後想像不同的表現，以鼓勵創造力的發揮和反身性的探索。
首先，制定、應用和評估一種快速的探索過程，使相關成員能發現跨學科研究的困境和潛力。如果要克服跨學科和跨學科研究實施時的概念性(conceptual)、機構性(institutional)和社會性(social)的障礙，就需要創新的作為和創造性的研究方法。其次，使用戲劇表演的隱喻來描述人們在特定場所或環境中面對面的日常行為會是一種很好的方法，模擬和角色扮演在跨學科探究教學中的有效性非常重要。跨學科研究需要參與者間特定的社會互動，這種互動是獨特的，不同於學科研究中的傳統角色和責任，也就是要透過協作/參與(collaboration/participation)及不斷發展的方法論和融合，以達到知識整合的目的。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會因此提高他們的創造力和思維能力。此外，此等作法的貢獻也可臻至其他綜效，諸如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假設研究人員擁有持有者(holders)的知識，與這些不同群體之間具有「近真實(plausible)」的人際關係且是獨立的公眾/學生，而他們是「接收者(receivers)」。知識的交流與整合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個人在互動過程中脫離傳統學科或專業領域的界限並提升「跳出框架(think out of the box)」的創造力，這是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基本功能與貢獻。
此外，相類似的情況出現在跨國研究或不同語言背景的議題研究上。對於跨國研究而言，如果語言邊界內部和跨語言邊界的跨學科研究基於對所考慮的情況形成相互理解的協調一致的溝通，而不是提高概念框架的障礙，那麼文化多樣性可能會更加豐富。
結語：跨學科之後…
在過去十餘年間，跨學科研究雖然獲得一些研究方法上的進展，但跨學科研究概念的詮釋、研究問題的定義、問題框架的建構以及問題的解決方案仍受到強烈關注，例如跨學科的詮釋及研究議程並未涉及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層面。然而普遍採用的問題框架、問題分析和實施等三方面的次第已獲得擴展和應用。這種方法學上的發展源於過去十餘年間進行的許多研究計劃和項目所積累的成果，例如：在研究計劃和項目的共同設計過程中，跨學科研究可提供相關學術和非學術參與者之間人際互動關係的特定貢獻，資訊和知識的共同生成以及研究結果產出的共同實踐，這將擴大理解當前跨學科探究的未來。
在可持續和不持續未來的研究中，跨學科研究應該從人類心智(human mind) 探索的能力發揮開始，以創造性地思考可抉擇的未來(alternative futures)，也就是透過群體思維的研究過程提供知識的集體建構。這種思維方式解釋了如何超越對複雜社會問題的傳統科學對應的界限。這種轉換性思考包含處理近真實未來(plausible futures)的社會、物質、倫理、審美、移情和反思性的問題。對於邇來受到高度關注的生態、經濟、政治和其他社會趨勢研究而言，地球上人類生命和可持續生存的積極未來是難以想像的，需要透過跨學科研究建立在人類集體思維的想像，鼓舞共同創造更高層次分享理解的能耐，亦即：從傳統知識生產過程轉向針對人類對可抉擇未來的思考能有更廣泛的詮釋與舉措。
然而跨學科研究仍有其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在過去的十餘年中，傳統科學在使用經驗知識制定關於社會挑戰的政治議程方面的責任性和可信度一直存在爭議，因為學科專業知識的範圍和限制，當面對越來越複雜的議題時，很難進行較具多面向的思維建構及共同知識的與整合，例如氣候變遷、資訊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的衝擊以及對人類生存與倫理議題。這些論辯指出了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對於科學研究的行為和結論影響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跨學科研究在科學素質和影響變化的能力的貢獻仍有高度的發展空間。為了解決此一問題，跨學科研究可以增加研究過程的相關性，並可以提升公民社會利害關係者對結果的接受度。